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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蟬蛻
轉學、興趣、後母、聯考
高三剛要開學時，父親沒有說明原因，突然又把志學叫來，替我轉學到台中省立第一中學。我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餘波，也是必要的安排。一句話都沒問，灑脫地離開台北，到得台中，住進學校宿舍。
最使我難捨的是小妹，我們之間還是一張白紙，雖說心中嵌滿她的倩影笑語。到了這感傷的時刻，我卻只能把這一腔離情，硬生生的嚥下肚裡。別時，宮家大夥無不議論紛紛，訝異父親的不近情理。我悄悄地偷看了她一眼，她若無事然，好像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在我離開她家大門時，在人群中也沒有找到她的倩影。
在台北時實在太忙了，忙於察看父親的臉色，又忙於等待機會，跳過牆去。來到台中，時間才真正屬於自己。這一刻，我發現已經面臨了人生的抉擇－－馬上要考大學了，究竟我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呢？
當時的制度是將大學的科系區分為「理、文、農」三組，每組有不同的課業與教材，由高三起，分組授課。我必須先決定讀哪一組，然後才能分到適合的班級。
我決定學音樂，當我在心情鬱悶的時候，就有種大聲呼嘯的衝動，唱歌便成為最理想的發洩方式。宮家老二也喜歡唱歌，但他唱的是情歌。我們經常有意無意相互比賽，看誰的吼聲能把屋頂震垮。
但真的對音樂發生興趣，則是看了幾部有關音樂的電影。其中「翠堤春曉」一片最令我著迷，從初中第一次看到後，每次電影院重演，一定少不了我這個觀眾，一看我就想做個音樂家。只是，我從來沒有想到，居然也有機會決定自己的未來。
當然我也仔細地研判過其他的可能性，只因台中一中的升學輔導在高二，我沒趕上。所以只能根據自己所知道的科目考慮。老實說，我對大學的認識十分有限。
政治是我最怕的一種人類行為，我家進進出出的達官顯要見得多了。每個人在人前及人後，都戴著幾副不同的面具，為了爭奪權利，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。我很欣賞《列子》所載的故事：帝堯為了尋賢禪讓，到了首陽山，遇到一位賢士，帝堯要請他去做官。這人聽了，忙逃進山中，到溪邊洗耳朵。一位放牛的看到了，問他在做什麼，這人說聽了帝堯要請他做官的話，污了耳朵，特此清洗一番。放牛的一聽大怒，忙把牛牽到上游，嫌洗耳朵的污水髒了牛胃… 自古到今，厭惡政治的顯然不止我一個人。
經濟也是我討厭的，父親是清官，家中差堪溫飽。我從小沒有零用錢，雖常以為苦，可是眼見初中時，那些同學都毀於金錢，因此對錢頗為反感。另外還有一些無形的影響，例如我常聽人讚佩父親的人格操守，聽多了，清廉便成為我的一種價值標準。
此外，外交、社會、法律、歷史等學科，都與我的個性相違，剛浮上檯面便被淘汰了。數學本是我所喜愛的，可是自從我的「基數論」被代數老師羞辱後，心裡覺得很彆扭，也就對數學失去了興趣。後來又碰到家中巨變，無心學習，程度越差越遠，數學課本終於成了標準的「天書」。
由於我好動又好奇，從小見到任何新事物，總是纏著大人東問西問，不到弄個明白不休，最後總是換來白眼。再若是看到能動的機械，就有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，驅使著我非把它拆開不可，這也是我惹禍上身，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好在拆多了，經驗豐富，家中的東西一壞，我總能修好。更妙的是，每次修完了，準會多出幾個零件來。
記得最令我困惑的，是個上發條的老式留聲機，不論我怎樣拆了又裝，裝了又拆，始終找不到機器裡面那個唱歌的「小人」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偶然發現把唱針插在火柴盒上，劃過唱片上的迴紋，火柴盒居然也能發出聲音來。我才知道唱片的紋路並不平滑，使得唱針振動，聲音是盒子共鳴所發生的。
我的修理技術得到肯定，是因為一個德國製的鬧鐘不走了，店家說不能修。我便徹底把它解體，發現原來是動力發條斷了，那種發條是鋼製的，彈性極強。我想盡了辦法，膠不上，黏不住。最後只好學鐵匠，把剩下較長的一半發條，丟在廚房的「煤球」爐子裡，等到燒得通紅，將一端搥得疊回來，再鉤住固定的柱子。終於，鐘給修好了。只是有一個缺點，一天要上兩次發條才行。
父親有支四五口徑的手槍，無意中被我發現了。花了些功夫，我能很熟練地把它分解、還原，而且經常上油、保養。我常幻想，如果遇到強盜，有槍在手豈不威風？於是我將子彈上膛，並把保險扣上。這些「技術」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，而使用槍的「觀念」卻絲毫沒有。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，突然被妹妹發現了，她叫著說：
「我告爸爸去，說你在玩槍！」
我嚇了一跳，下意識地把槍對著她，恐嚇她說：
「你敢告？我先打妳！」
「你不敢。」
我為了嚇她，便扣著扳機說：
「我開槍囉！」
「你開吧！」她毫不在乎。
我一扣扳機，保險閂著，扣不動，我便撥開保險鈕。這時心裡突然一動，為什麼上了保險呢？再把槍膛拉開，一顆子彈平躺在膛中！
剎時，我渾身上下直冒冷汗，手腳發軟，竟然滑倒在地上。妹妹以為我在陪她玩，自己裝死，帶著勝利的微笑走了。自此以後，我一見到槍就心驚膽跳。
前面提過，我自己動手做「油印機」，做反射式「放映機」，還設計過玩具水槍以及很多有趣的機械。可是當時社會環境配合不上，父親認為只有讀書重要，這些雕蟲小技會「玩物喪志」，在家中絕對禁止。
有一次我做得太過火了，那是在初三，我學會了裝收音機。但由於台灣是戒嚴地區，所有的通訊器材都受到軍事管制，有錢也無處可買。我發現父親汽車裡有個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機，從來沒有人用過，於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來。一面參考書本，一面動手，將之改裝成一部「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音機」。
靠著這五隻真空管，我做了不少電子實驗，那一陣子對電子簡直入了迷，見到任何電器都想要，得不到便偷，包括宮家也是我偷竊的對象之一。每天不管去哪裡，總會帶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回來。
我發現「礦石耳機」並不需要「天線」，那時我所能找到的耳機，都是電磁式的，一片鐵片下面是個感應線圈繞著的磁蕊。當直流電通過感應線圈時，磁蕊便會產生磁力線，使鐵片振動。空中的電磁波是交流的，礦石具有整波的功能，能將空中的電波分割成為直流半波，立即可以收聽。
當然，除了耳機外，還有選台、天線、音量增益等問題。但是我對礦石耳機有興趣，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做一台超小型的收音機，以便上課時偷聽。礦石耳機不論怎樣設計，因為音量小，分頻都不理想。而我所用的器材都是軍事報廢品，經常不是這裡壞便是那裡失靈。最可惡的也就是這種「不可測」的因素，非常浪費時間及精力。
有幾次，我猜想是耳機壞了，便把耳機拆了下來。那裡面的線圈比頭髮還要細，一不小心，線一斷，可就真正報廢了。拆了幾次，技術熟了，我認為耳機雖小，裡面的空間還可以充分應用，便設法把礦石固定在耳機裡。
這種小工程可大不易，首先是礦石的靈敏度不穩，良好的接觸點非常難選。終於我用兩個小彈簧解決了，再要把小彈簧及礦石裝進耳機的空隙裡，真有如駱駝穿針！差不多忙了一個多月，我鍥而不捨，最後成功了，一隻耳機，外加一根下垂的短短天線，就可以收聽距離最近的廣播電台！
完成後，我拿到學校去「現寶」，同學們爭著把玩，一不小心，把那根脆弱不堪的天線給弄斷了！那時的挫折感，簡直不能以言語來形容。完了！再做一個？我實在沒有耐心，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材料了。
無意中，我把已經壞了的耳機放近耳邊，沒想到竟然還有音樂聲！不錯，果然是電台播放的音樂！為什麼天線斷了還收聽得到呢？為了要找出原因，我又把它拆開，原因沒找到，只是再還原時，耳機卻徹徹底底的報銷了。
我實在太忙了，沒有再做第二個，其實不用天線的理由很簡單，電磁線圈本身就有電感，只要離電台近，就會有足夠的電力推動耳機。很可能我當時所做的耳機，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機。天下所謂的發明，不也就是排列組合出來的嗎？
不久，我的房間變成了「實驗室」，為了要試驗「磁場」，我把偷來的電線圍繞在牆壁四周，通以電流。由於沒有電流負載觀念，一接電，就把家裡的保險絲燒斷了。
因為天天修保險絲，我發現到家中電源一根是火線，一根是地線。我用一支很長的鋼筋，深深地埋進地裡，作為自己的地線，再接上家電的火線，另成一個迴路。這一來，不論我怎樣用電，電錶始終不動。有時兩根電線的負載處冒起青白色的火弧，家裡的電燈就一明一暗有如鬼火，接下去就傳來父親大罵電力公司的吼聲。
這些實驗叫我又興奮、又害怕，由於我曾被電擊過多次，深知那種痛苦。為了防止家人無意中撞進來，我便在房門的把手上，貼了二片銅片，各接上電源。只有我知道，在銅片之外的位置比較安全，摸到銅片準會被電擊。
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會有什麼後果，只認為這樣就不會有人進來了。一天，我放學回家，突然見到房門洞開，屋子裡乾乾淨淨的，所有偷來的寶貝、多時的心血，全部失蹤。當然免不了還挨了頓狠打，連一向溫柔的阿香也對我怒目相視。
玩夠了，也玩怕了，我對電的興趣消失了，從此再也沒有去想它。
到了考慮未來前途的當兒，這些情景也都點點浮上心頭。是否該學機械？電子？為了什麼？這些在我經驗裡，摸摸就會了，還用得著學四年嗎？此外，在當年除了好奇之外，我只是利用這些「技術」來製造自己所需要的「工具」，再應用工具做我喜愛的事物。重要的是後者而非前者，那我去學技術做什麼？
所以，我決定不學理工，農、醫科則是連想都不曾想過。剩下來的，只有我真心喜愛的音樂、美術、文學三科，一時之間「魚與熊掌」難以取捨。
考慮再三，我認為畫畫不用學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師，只要有鑑賞力，我可以自畫自學。文學也是一樣，或許寫作需要些技巧，可是在學校從來沒有一個老師教我如何作文。每次上作文課，老師只是出個題目，便由各人埋頭去寫。最後本子發下來，上面幾個紅筆圈圈，加上一個分數，了不起有兩句不痛不癢的評語。這又代表了什麼？那有什麼可學？又學得到什麼？
記得毛姆著的《一生必讀之十大名著》中，說到作品成敗的關鍵，並非文字的寫作技巧，而是生活的體驗。生活體驗是無人可教的，我只要用心體會就是。
只有音樂，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，「她」超然於生活經歷之外，是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、抽象的、絕對的精神境界。區區幾個音符，就可以讓我熱情奔放或是心酸淒楚，好像在宇宙的某一個地方，有個力量操縱著，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。
人的生理結構很微妙，聽覺的功能或許不是最強的，但卻隨時可以提供外在的一些動靜狀況，好提醒視覺去觀察。我們可以閉上眼睛，拒絕看任何東西，卻無法阻止聲音侵入我們的耳朵。不僅如此，聽覺中樞還直接連通反應中樞，以致人對聲音特別敏感。
動物生存的威脅常來自環境的變化，或者是其他生物的攻擊。這些情況經常會產生震動，發出音波，所以動物便發展出聽覺，以利於生存。又由於音波的傳送比較不受地形及環境的影響，所以由聲音辨識出是求偶或是警兆，遠比視覺來得容易。人類承襲了動物的生理結構，對聲音的感受直接了當，並能毫無保留地傳輸到大腦的神經中樞，瞬間導致人的感知。
宇宙中時時刻刻都有各種能量的變化，以致聲波充斥在空氣中，無休無止地傳播著。有的聲音需要聽覺辨別，以作利害的判斷；有的則無關緊要，對我們毫無威脅。為什麼在這些變化中，人能夠下意識地隨時作出正確有效的分辨呢？
聽覺中樞有種功能，就是當某一系列聲音一再重複時，「感覺閥」會自動提高，使聽覺神經不受其干擾。而變化不斷的聲波代表著新發生的狀況，其感覺閥低，故能保持敏銳的感受，立刻被聽覺察知。
於是，音樂家出現了，他們利用聲音直接撼動人心的力量，選擇了能使大腦細胞產生共振的諧和音，使人在音樂中得到共鳴的感受。又由於「感覺閥」的生理結構，所以必須加上各種變化。然而太多的變化又會讓人分神，故變化中要有規律，使人容易熟悉，產生親切感。所謂親切感，實際上就是大腦神經已經有了導通的神經通路。因為已經導通，所以電阻低，意識中樞的電勢就很容易流經該區。
人對事物的興趣，就是指意識導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狀態；人對事物的瞭解，則是該事物與自己相關的信息。有些事物雖然瞭解得很透徹，卻不見得能引起興趣，因為一成不變的通道，又會提高感覺閥。好的音樂都有適度的變化，既符合規律性，又能維持感覺閥的靈敏度。從對音樂的分析，我發現它與人性有絕對的關係。
我不敢說當年就是這樣想，但有一點卻是千真萬確，我認定由音樂可以瞭解人性。基於自己的遭遇，我急欲追求對人性的認知，所以，我決定學音樂。
同時，除了探索人性外，我還想學一些創造的方法。從小我就被逼著思考，全靠自己解決問題，長年累月下來，養成了用腦筋的習慣。習慣養成後，思考變成了一種「反應」，腦筋動得很快。有了這個長處，我發現自己什麼都能學，而且學得又快又好。但是，模倣是一回事，每到想創造些什麼時，腦中卻是汪洋一片，無從下手。
我直覺地認為，繪畫只是模倣大自然，文學也不過描述人間事物，只有音樂完全是創造。所以一定有一種「創造的方法」，否則如何把那些無機的音符，組織成為動人心魄，歌之泣之的「天籟」？
音樂屬於文組，因此我選擇了高三戊班，專攻文科。
台中一中的師資比我在台北所見的要好，也可能是進了高三，遠離了家庭糾紛和無謂的煩惱，所以開始注意到老師的素質。
比如說一位姓王的歷史老師，他講課時常把自己的看法與書本上的觀點相互分析、比較。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歷史公案，是歷史課本上說漢朝王莽「禮賢下士，布衣終生」是「偽善」，王老師批評說：
「什麼是『偽善』？在人前和人後，在過去和現在表現得不一樣，這叫做『偽』；如果有一個人的『善行』是『偽』，當然是『偽善』。而王莽『禮賢下士，布衣終生』，這句話分明是說，他在人前人後，一輩子從生到死都是這樣，怎能叫偽善呢？」大家聽了，都覺得有理，王老師繼續說：
「不論是什麼人，要人人讚美是不可能的，我們要有判斷力，不能盲目相信史書，因為史書只是少數人的記述… 」
這些話對我的幫助非常大，個人行為的可信與否，應以終生的表現為依歸，不必在意別人一時的批評。記得母親也常常用這個觀念來教導我，但是我覺得很難做到，因為我對自己沒有信心，不知道怎樣才算正確。
還有國文老師，他把上課的氣氛弄得很輕鬆，常常講解些課外的題目，幫助我們瞭解課文。尤其在作文時，他從來不出題目，任憑各人發揮。同學若寫不出什麼，畫個大押，他也不以為忤。但遇有值得誇贊的文章，他一定提出來講評一番。
一中的自由學風很盛，我們宿舍裡有一位同學，在床頭掛了個「鐘擺」，每天埋首研究「自由落體」，不幸他後來被家人強迫進了醫學院。還有甲組一位同學楊維哲，他把大學裡有關數學的課程全都自修完畢，常為人所津津樂道。
不記得是什麼時候，有一天，幾個同學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來，說在台中戲院隔壁樓上有幾個美國人，他們一邊往樓下撒鈔票，一邊對撿錢的人拍照。同學們無不憤然，愛錢本是人的天性，美國人怎麼能自以為有錢，便利用人性的弱點，拍照侮辱中國人。
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沒有多久，幾乎全宿舍的同學都被驚動了。事不宜遲，大夥不約而同地，都往市區跑。
誰知一到校門口，就有位教官等在那裏，把著大門。仗著人多，同學們開始起哄，有位同學向教官解釋了經過，然後大聲問：
「我們讀書是為了什麼？ 難道眼睜睜地看外國人侮辱我們？」
同學們一陣叫好，教官想了想，說：
「好，要去我們一起去，排好隊，一切聽我指揮。」
同學們立刻響應，自動排好隊伍，準備出發。
正要走時，又有同學跑回來，說事情已經解決，幾個老美被警察請走了。
幸而沒有鬧成大事，但是過不多久，那位教官卻被調走了。
另外一次，是「劉自然事件」爆發，全國嘩然，同學們也群情激憤。起因是一個美國人在台灣殺了人，結果美軍當局卻使用「治外法權」，硬判殺人的美軍無罪。
在我以往的印象中，美國人都是些自命財大氣粗的暴發戶，胳膊上老「掛」著一個身材嬌小、打扮怪異的廉價吧女，吊兒郎當的到處招搖。
當時台灣的觀光業並不發達，在台的「老美」實際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。但因用的是美金，台灣生活程度又低，所以其享受驕人，每每令國人自慚形穢。
我們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，有自己的價值觀念。只因目前國力衰弱了，需要美國盟友的協助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應該犧牲自己的基本信念，喪失國家的主權。人會死，國會亡，江山也會易容，但沒有任何人甘為人之奴。
同學們知道學校絕不容許大家去惹事，便打算偷偷地與其他學校聯絡，約好時間，準備一同上街遊行。
我們還在商議中，有位外號「小教官」的教官，深夜把我叫去，劈口就說：
「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給我帶到台中來，我不是好惹的！」
我猜是為了劉自然事件，故作不懂，問道：
「我把台北哪一套帶到台中來了？ 請教官講明白一點。」
「你想來鬧學潮，是不是？」這是當時司空見慣的「白色」管教公式，小教官先把「黑帽子」給我扣上。
我一聽，滿腔怒火都激發了。從小到大，老是碰到各種不平，這次開會我的確是參加了，也說了幾句話，但絕對算不上是鬧學潮。我立刻抗聲道：
「教官！請你不要血口噴人，什麼叫鬧學潮？」
小教官哼了一聲，說：
「你怕我不知道？你家住台北，為什麼到台中來讀書，一定沒幹好事！」
我只覺得熱血上衝，脫口而出：
「好！你敢侮辱我的人格，你去叫宋新民來，問問他我為什麼來台中！」
這話一出，把小教官給搞糊塗了，在學校還沒有人敢對校長這樣指名道姓的。他的氣燄突然低了，小心地問我：
「請問宋校長和你是什麼關係？」
「他以前是我父親的部下！」總算父親可作擋箭牌了，挨了多年的打罵，這時抬出來，心中不無感慨。
「啊？那請教令尊是… 」
「朱懷冰。」其實我並不知道父親到底有多大。
他立刻換了一副面孔，說：
「朱老將軍，是的，是的，黨國元老，黨國元老，那你要多為令尊想想才是囉！」
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親的光，從此小教官對我另眼相看。
原來不只是我而已，小教官採用各個擊破的技倆，大家都被他約談了，只不知是誰通風報信的。總之，這次事情就此過去，台中一片平靜。而同學們餘波未息，有的決定要投筆從戎，以便捍衛國家的尊嚴；有的則頹喪失志，決定自我放洋。至於我，心裡多多少少感覺到這種屈辱絕非一日之寒，我一定要追究根源。
寒假時我回到台北，一進家門，就見到一位女仕，很自在地坐在客廳裡。我雖然有點奇怪，因夜路走多了，這些小事也沒加理會。
父親下班回來，見到我只點個頭就進房去了。吃飯時，那女仕就坐在父親旁的「客座」上，還常常給父親挾菜。敏姐也沒看到，只有妹妹還在。我心中納悶得很，又不好問。靜靜的吃完，父親和那位女仕進去了，我忍不住問妹妹：
「那個女人是誰？」
「那個女人是我們的後母。」妹妹冷冷地說。
「後母？為什麼我不知道？」這種鮮事恐怕只發生在我們這個不可思議的家庭中。
「爸爸就是怕你知道，才送你去台中讀書的。」
「奇怪！為什麼怕我知道呢？」
「我怎麼曉得，姐姐也結婚了，她先搬出去，爸爸才結婚的。」
「姐姐結婚了？」
「是爸爸逼的！她走時才可憐哩，沒人理會，也沒有人幫忙。好像一隻小螞蟻，一天搬一點東西，好幾天才搬完。」
「爸爸什麼時候結婚的呢？」
「你去了台中，姐姐嫁了以後，後母就進門了。」
「那麼快？」
「你不記得她了？她以前穿軍服，常來找爸爸。」
「是那個女政工？」我記起來了，她來過幾次。每次來時，都身穿軍服，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，好像是向父親請教什麼軍國大事似的。
「是我們的媽媽。」妹妹提醒我。
我忘不了敏姐對待我母親的態度，自己曾是受害人，當然絕不能和敏姐一般。想到這裡，我立刻站起來，說：
「我去叫她一聲。」
「你是好意，可是要知道人家願不願意哩！」我聽出弦外之音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沒有多少選擇。
我敲門進去，她坐在父親身邊，我意味深長，故意說：
「媽！對不起，剛才我不知道你是我媽！」
她看看我沒有開口，父親就說：
「你出去吧。」
中學畢業了，要考大學，父親叫我留在台中，準備考試。
音樂要加考術科，我對銅管樂器很有把握。在成功中學，我是軍樂隊開隊元老之一，各種樂器都玩過。至於學科，班上曾舉行模擬考試，我的成績不差。當時台中一中的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所以心理很篤定。
不知是哪裡吹來的邪風，宿舍裡盛行請「碟仙」，傳說濟公曾開示，明年一定反攻大陸。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說，眾口鑠金，似乎靈驗異常。我有過「觀音菩薩」的教訓，更認為這種碟仙有如兒戲，始終不信，天天與同學辯論。
碟仙的玩法，是先在一張紙上寫些中文字及英文字母，再用一個碟子，反扣過來，在碟沿畫一個箭頭，這就是全部的道具。玩的人由一到四個不等，其法是先禱告祈求，可以指定神尊或是鬼魂，再不然任憑機緣。
玩的人各伸出食指，輕輕按在反扣的碟底上。據說碟仙一來，就會帶著碟子移動，等它停下來時，將碟沿箭頭所指的文字，逐一記載下來，便是「神靈」的指示。
傳說中舉凡交友、升學，碟仙都有求必答，有答必驗。很多同學想知道心目中的女友，而中文人名用字不可能在一張紙上寫全，便以英文字母代替。妙的是所問到的女友名字，經常不是Mary便是Lucy。因為中學生所知道的英文名字有限，連編都編不出新花樣！
我與同學們爭辯得幾乎傷了感情，我不懂為什麼這樣簡單的道理，居然還看不明白？如果僅以娛樂的立場分析此事，本來無可厚非，總比年輕人上街鬧事好。但如果在理性上，硬要相信碟仙顯靈是實，我認為此人智力大有問題！
為了免費唇舌，我們決定採用科學方法，親身試驗。共有六位同學志願參加，我們慎重其事的齋戒沐浴，花了三個夜晚，輪流上陣，虔心祈求。
最後，大家一致認定，除了個人的心理作用外，碟仙根本不存在。但有一位信心極深的同學，到了最後一刻才來，他指責我心存成見，所以碟仙不願意來。並堅決表示，只要他代我參加，一定能成功。
果然他一上陣，碟子便滿桌飛馳，我分明看到他眼睛搜尋著字，手指並控制碟子運轉。但他發誓賭咒，一口否認。
依我對他的瞭解，他沒有任何理由來騙我，尤其不可能用這麼幼稚的手段。再說，大家都犧牲了溫習功課的寶貴時間，為的是追求真理，他更沒有理由專門來作對！那麼還有什麼原因呢？果真是我有成見嗎？
我早已養成一種習慣，每當遇到不能瞭解的事，就會不由自主地潛心觀察，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。
的確，要指責他有意搞鬼，的確是不公平。他雖然閉著眼睛，瞇出一條微微的細縫，但眼皮卻一動也不動。我知道有些人睡覺時，眼睛不能完全合上。這種情形很難偽裝，除非是長時期養成了習慣，否則眼皮難免會眨動。
於是，我要求他將眼睛完全閉上，他則認為已經閉上了，只是天生不能閉得很緊。我試著用手在他眼前晃動，他說感覺得到光影，卻不知道是什麼。
其次，我發現他的反應很快，只要碟子一動，他立刻加速「跟上」，將碟子又推進一小段距離。很顯然，只要有兩個像他一樣的人同時來玩碟仙，若其中有一個人的手不慎顫抖了一下，另一個人就會放大一倍。如此一來，碟子自然而然就不斷地移動了。
我作了一個試驗，偷偷叫其他的人把手拿開，然後把碟子推了一下，果不其然，只需要他一個人，碟子就「興奮地」往前衝。不過，由此也可以証明他並非存心搞鬼，因為當他的加速度終止後，碟子又停了下來，他則痴痴地靜候著。
同學們在一旁觀看，也能理解這種現象。只要玩的人相信，便會認為碟子的運動就是碟仙的神力，於是隨著碟子的動向，各出其力，大家都有貢獻。
然而，這還是不能解釋為什麼碟子會停下來，且指在字上。一再反覆試驗下，這一點也有了合理的答案。
當碟子開始移動後，玩的人都跟著緊張起來，大家都預期將會停止，各人的手指就有意無意地抬了起來。更妙的是，這時全場的注意力都轉移到碟子的動向上，而忘卻了人的因素。我緊盯著那位同學，要看看他的反應如何，只見他本能的張開了眼睛。
他也很警覺，知道在做實驗，馬上又把眼睛閉上。其實這樣已經夠了，在那一瞬間，碟子附近的字形，已經映在他腦海中。下一步則是他的意識作祟，因為他已認定將停在何處、或者不停，所以不需要刻意做假，就可以將手指提起來。
雖然這個理論大家爭論了很久，但沒有人否認在玩的時候，多多少少有種猜測的心態，至少希望碟子落在「有可能性」的文字上。就是這點「合理的」希望，使得人的手指有了「抬起來」或「繼續加速度」的分別，也決定了碟子的運動方向。
尤其是當一個人自以為他有這種能力時，他的期望與關注必然較他人為強。有意識的主導可以說是欺騙，而無意識的行為卻容易以訛傳訛，混淆視聽。
為了証明這種無意識的主導行為，我堅持要將參與者蒙起眼睛，只有在大家都看不見的情形下，碟子還能停在文字上，我才願意承認有碟仙的存在。
大家都同意了，由於從來沒有人慎重的要求把眼睛蒙起，因此也沒有人知道會有什麼結果。但是這位同學很有信心，同意試驗。在多次的試驗下，碟子完全亂了章法，跑跑停停，一直不能「到位」。
這次的試驗証明了這位同學不是存心欺騙，但是我卻看到了事件的另一面。世上有很多自以為是的人，或為了引人注意，或為了私人利益，儘管無心為惡，卻非常堅持己見，常使得信念不堅的人，無從客觀的分判是非。
這種後果的嚴重性，遠比有心為惡者為大，所謂「一犬吠形，百犬吠聲」。世人有明辨是非能力者太少，絕大多數都是隨聲附和。尤其是這種值得信任的好人，不論他說得有理無理，人都寧願信其有，反而常常使真理蒙塵。
到了大學集體報名的前一天，宋校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，問我準備得如何，我說很有把握。宋校長說：
「不要太有自信啊！去年本校還有好幾個人沒考上！」
「起碼我的術科可以拿高分… 」
「術科？你為什麼要考術科？」
「音樂要考術科的。」
「音樂！！」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：「這怎麼得了？懷公不罵死我了？」
我吃了一驚：
「音樂有什麼不好？」
「糟了！糟了！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？我以為你… 」他急得說不下去了，停了會兒，又說：「懷公知不知道這件事？」
「這是我自己的前途，爸爸也管不了！」我振振有詞。
「唉呀！邦復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你還不知道懷公的脾氣嗎？他把你交給我管，對我囑咐了不知多少次，說你天分很高，要你學理工… 」
「為什麼一定要學理工呢？假如人人都該學理工，還要別的科系幹嘛？」
「唉！你不要跟我辯，問題在我怎麼對懷公說呢？」
我不願為難他，明知跟父親提了，一定通不過，到此時也只好說：
「那麼讓我自己向爸爸說吧！」
宋校長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父親，說：
「懷公，邦復有話對您說。」他把燙手蕃芋丟給我。
我接過電話，說：
「爸爸，我在填大學報名單，我要考師大音樂系… 」
「什麼？」電話裡的吼聲震耳欲聾。
「音樂系！」我肯定的說。
「叫宋校長來說話！」父親很瞭解我的倔性子。
宋校長也聽到了，一臉的無奈，拿起電話，只是喏喏連聲。過了好一陣子，宋校長轉過頭來問我：
「你有沒有第二志願？音樂是絕對不行的。」
怎麼辦呢？我腦中空白一片，從來沒有想過第二志願的問題。既然音樂被否決了，就學藝術吧！不幸的是，父親仍不同意，再換文學也不行。我放棄了，便對宋校長說：
「麻煩您問問爸爸吧，只要是文組，由他決定好了。」
父親堅持我考理工科系，宋校長解釋說現在實行文理分組。我已選了文組，理組的功課沒有學，不可能考得上。
父親不明白為什麼要文理分組，卻堅持除了理工外，不許我讀大學。
宋校長急得滿頭大汗，我則死心塌地，不讀大學也罷。
最後，宋校長想到一個方法：
「懷公，您是黨國元老，為國家貢獻良多，我們學校每年有十個名額保送軍校，能不能讓邦復從軍報國呢？」
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，父親總算答應了，宋校長也笑了，我也無可無不可。還是我的預感正確，當我決定要學音樂時，就有點難以相信，我居然能夠決定自己的前途。
同學聽我說要保送軍校，都表示遺憾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我瀟灑地拿起籃球，一個人走到球場，在眾人的讀書聲中，投起籃來。
有位教官看我成天打球，便好心勸我，說快考大學了，應該利用時間多讀點書。我告訴他，我已經保送軍校了。
教官問：
「你打算進什麼軍種？」
「當然是空軍。」我並沒有認真考慮過，只是在直覺上，空軍死得比較痛快。
「不可能，」教官搖頭說：「你有近視，進不了空軍。」
我楞了一下，說：
「那就海軍吧。」
「也不行，海軍也要視力好，你只能進政工幹校。」
「政工幹校？」籃球滾得老遠，我也顧不得撿了：「政工幹校我不去！」
「為什麼？政工幹校有什麼不好？」
「從軍就是為了打仗，搞什麼無聊的政治工作？」我不能說我見過一些「搞思想」的人，被他們嚇破了膽。
教官眼中閃過了一絲驚恐的神色，不再多說，搖頭而去。
我回到寢室，和幾個同學談起這件事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出點子，但是誰都沒有方案。最後，有個同學建議說：
「文組你父親不同意，理組也不可能，可是還有農組可以考呀，至少你只犧牲生物和解析幾何，一共一百分，才六分之一而已。」
「農組？」我覺得總比政工好：「可是農組學什麼呢？」
一時大家都呆住了，因為宿舍中沒有人報考農組。
我想起《鐵騎銀瓶》中的新疆大漠風光，養馬總該是農科吧？我問：
「有沒有養馬系？」
大家都笑了，有人說：
「有畜牧系，一定可以養馬。」
「好，就這麼決定了，我考畜牧系。」我的反應一向很快。
「其他的呢？你總得填別的志願。」
我喜歡吃西瓜，學學種西瓜也不錯，大家猜了半天，認定農藝是種西瓜的。因此我便決定了三個志願，第一是台大畜牧系，第二是台大農藝系，第三是台中農學院農藝系（那時台中農學院尚無畜牧系）。
這次父親沒有反對，因為照他的說法，一旦我們反攻大陸，老家珞珈山下還有塊地，學農至少回去還可以耕田。我一生的命運，就如此這般地決定下來了。
大學聯合招生的窄門很難擠進，總共六百分，我卻有一百分肯定交白卷，我不相信會考得上。別人都在死啃活拚，我則聽天由命，每天悠哉遊哉，照樣打球玩耍。
考完試，像是應付完了公事，我已準備好去當兵，心理非常輕鬆。十多年的學生生活，像是一場惡夢，我不知道學到了什麼？有什麼用？為什麼要學？我也不知道別的同學是怎麼想的，彷彿人人都是為了考試，考試的目的還是為了下一次的考試。
在無盡的考試中，我考怕了，白天還好，我可以靠打球、看小說來忘掉它。但是在夢中，一切可由不得我控制，永遠是考試！考試！而且千篇一律，永遠是清一色的結果，繳白卷！繳白卷！
我這一生似乎注定要在苦海中掙扎，白天如同漫長的惡夢，一層又一層的巨幅布幕，把我緊緊的裹住，束縛得透不過氣來。入夜更是無休無止的惡夢，重複著所有難以擺脫的、令我心神狂亂的恐懼。
雖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著，由不得自己作主。可是隱隱約約中，我總覺得我遲早會醒來的。只有在醒了以後，我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。
不幸的是，我居然考上了，考到了台中農學院的農藝系，離我養馬的志願只差了十分。這時方才有點悔意，早知道惡夢未了，多拚個十分又何妨？
更令我失望的是，農藝系種稻不種西瓜，這大學四年顯然又是苦海無邊。別人考上大學都在歡天喜地的慶祝，只有我，反而惱恨不已。
台北市在這些年間，整個樸實的風貌都被高大而雜亂的建築蛀蝕殆盡。南京東路成了市虎的競技場，松江路也在拓寬。後面長春路原來平平坦坦的一片稻田，如今好像被耗子啃過的大餅，零零落落的，殘磚碎石散布一地。
不僅是景物不再，人事亦非，宮家搬到新店去了。她們的新居在一個小丘的半腰，叢林遮掩之下，一棟老舊的木屋，屹立在歷經風雨沖刷、落石處處的斜坡上。
宮伯母知道我考上台中農學院，她眉毛一揚，對我說：
「沒考上台大，不算進大學，你明年再考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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