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二、立春
巴西、謀生、農場、提包
船到山度士，張老伯來接我，他看來已近七十。我知道他那封聘書只是花錢買來辦手續的，實在不忍心再給他添惹麻煩，便假稱已找到一位同學，有現成的工作在等我。他信以為真，便很安心地回去了。
事實上，我身上只剩下約二十多元的美金，人地生疏，語言不通，表面上很篤定，心中卻亂如苧麻，不知明天會流落到何方。但是，我又怎能麻煩張老伯呢？他看在父親的面上，幫了我一個大忙，這筆人情債已是難以報答了。
幸好，有一位當地的雜貨販，托船員在香港買了一批土產，照規定貨物必須由旅客報關，否則不能上岸。因為我沒有行李，那位帶貨的船員便找我幫忙，我一口就答應了。過關後，這位小販非常感激，帶我到聖保羅。第二天又介紹我到「自由大道」一家中國人開的速食餐廳，立即在廚房工作起來。
自由大道是聖市最熱鬧的中心，大道名符其實，又寬又長，是雙向八線道。道路兩側巨廈林立，盡頭則是巴西銀行，一棟五六十層高的龐然大物。
這家餐廳的門面很大，一次可坐近百人，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領階級，匆匆吃完就走。我們的生意很好，除了地點適中之外，另一個秘訣就是一鍋「高湯」。因為一般店裡的湯不過是湯，而我們用的是純正雞湯，講究的倒不在雞，而是要用活雞，現殺現煮。在中國這不稀奇，在巴西，殺雞竟然是件大事。
我到的第一天，就見到一場奇景，廚房裡好像失了火，人人走避，但卻又歡聲不斷，叫囂喝罵，亂成一團。原來剛好是殺雞的時間，一次要殺十幾隻。巴西人最恨殺生，雖然在老闆的重賞之下，他們仍感到怕怕。殺時只是舉起大刀，把雞頭一砍，然後人人驚叫逃竄。這時，雞也忘了頭在何處，頸子上鮮血直冒，也亡命飛奔。於是乎，人人叫著逃著，滿地灑著鮮血，有時無頭雞與人不期而遇，那才真正精采絕倫。
我的第一個貢獻，便是教他們殺雞，巴西人見了，莫不心服，到底中國文化深遠攸久，真是「殺雞不用牛刀」。
我對巴西的好感，始於這些樂天而懶惰的工人，他們做起事來就像在遊戲一般，口中不時唱著單調的民謠，只要兩腳一落地，總會蹦蹦跳跳的「舞」上幾步「桑巴」。如果能夠偷懶，他們絕對不會放過機會，由女人到足球，總要談到有人來催促為止。
那些工人的流動性很大，天天有新人來，也經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，突然又失蹤了。當然也有幾個老老實實的，只是他們做起事來懶懶洋洋，其慢無比，任你催，由你罵，他們始終臉上堆滿了笑容，教人無可奈何。
最初我很不習慣，後來見多了，發覺那種人沒有心機，沒有奢望，樸實而真誠，遠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會賢達要來得可愛。我在巴西前後住了有八年之久，由北到南，走過不少地方，除了在足球場上外，居然沒見過任何暴力行為。就連兩個人爭吵起來，也只是三言兩語，雙方邊吵邊退，轉過頭去，立刻忘了。
氣候及環境是重要的因素，巴西中、北部是熱帶氣候，全年平均溫度是攝氏廿四度，陽光普照，物產豐饒，有些地方甚至還只挑晚上下雨。只要人沒有很高的欲望，生活極易維持，樹薯粉可以裹腹，而一件襯衫，可以穿到破爛為止。
巴西立國四百年來，沒有經過戰爭，也沒有巨大的天災。當地的農產以咖啡為主，經濟價值高，耕植容易，產量為世界之冠。此外礦產也極豐富，像煤、鐵、鈾以及寶石都可以露天開採。全國人口不及一億，領土卻居世界第四位，可耕地佔領土百分之七十，而到目前為止，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。
巴西的人種相當混雜，除了土著外，早年冒險的葡萄牙航海家，又引進了大批的非洲奴隸。後來由於咖啡作業方式改變，小農經濟興起，奴隸制度在兩百年前已經破產。因之人種開始混雜，在同一家庭中，由於遺傳基因的隱、顯特質，常常黑、白膚色隔代出現，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。除了新近的移民外，在巴西可以說絕對沒有人種的歧視。
我到巴西那一年，恰逢巴西民選的總統姜古拉先生，意欲實施社會主義，他眼見工業時代到來後，社會上貧富趨向兩極化，因此倡導土地及重工業國有，並實施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。他的立意至善，只可惜忽視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，加以工業和經濟大權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，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，政令出不了總統府大門。
一九六四年四月，姜古拉無計可施，竟自行發動兵變，由屯守里約的第一兵團，策動北部的一部分軍隊，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勢力擊破。結果大軍在「礦產州」與南軍對壘時，雙方前哨卻把手言歡，一彈未發。姜古拉以為大勢已去，即時乘飛機逃走，結束了一場少見的政治鬧劇。後來保守軍人廢除民主，執政十多年，並稱此次兵變「四月革命」。
這種事情對我而言，簡直是不可思議，當語言能力純熟後，我常向巴西人請教那段史實，但幾乎沒有幾個人搞得清楚。問多了，他們會聳聳肩，雙手一攤，說：
「姜古拉？你知道他有幾個女人嗎？」
據說巴西女多男少，物以稀為貴，所以身為男人就是最大的財富。有些女人為了爭取畢生的幸福，常不惜出外賺錢，以便把男人養在家中，這一來更助長了男人的驕氣。雖然巴西以天主教為國教，禁止離婚，但男人常常走私，甚或另謀高就，把女人視為蔽履，丟棄不顧，以致棄婦怨女處處皆是。
很可能是因為我只見到巴西社會的低階層，然而我知道，在中國由於傳統上重視人際之互助，社會地位越低者，家庭之間的向心力也越大。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，如果靠女人工作來供養，則他在親友鄰里間，總是會被人恥笑，永遠抬不起頭來。
廚房裡人人都是我的語文教師，在他們毫不厭倦的指導下，沒有多久，我的巴西話就幾乎可以亂真了。
我最喜歡看的運動是英式足球，那是種全方位的運動，要技巧、默契、策略、體力，還要有一點不可或缺的運氣。
足球場面積廣大，氣派恢宏，當萬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擁而至時，大地上立刻出現一片旗海。同隊的球迷聚集在一起，齊聲唱著他們球會的會歌，興高采烈地擊鼓奏樂。似乎是在向對手宣示：
「我們是最強的球隊，敵人們，給你們一個機會，趕快聞聲而逃吧！」
誰都不會逃，誰都不甘示弱，而每場比賽總難免有輸有贏，極端的情緒可以在旗幟滿天飛舞，或是倒拖在地，無人理睬上看出端倪。這種心情的起伏，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戀的地方，每一次在自己喜歡的球隊出賽之前，球迷都充滿了希望。姑不論此次結果如何，下一次還有下一次，希望還會到來。
我在一九七二年聽說過一個故事，足証巴西人對足球瘋狂的程度。在聖保羅市有個資格最老的球會「歌林加」 (Corlithes)，其球迷都自稱為歌林加人。聖保羅球會甚多，第一級的不下十餘個，而球迷中平均每三個就有一個是歌林加人。由於球迷多，經費充足，所以擁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。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來，在幾個重要的競賽中，一直與冠軍無緣。
如果說實力，沒有問題，再比士氣，人人信誓旦旦，不勝不休。但是運氣欠佳，每次都輸得令人扼腕，包括球迷在內，都認為非戰之罪，不願責怪。但是二十多年來年年如此，就不免令人掃興，大批球迷漸漸疏遠足球。於是媒體、專家都一致宣稱，如果任由歌林加隊繼續輸下去，巴西足球將會沒落，國家的經濟也必將崩潰。
有一次，聖保羅隊一位頗負盛名的教練，公開宣稱他自己的罪行。指稱在一九五零年時，因為負氣而向巫神「馬貢巴」詛咒歌林加隊，使之三十年內得不到任何冠軍。此語一出，全國騷然，聖保羅隊因此解除了該教練的職務。
為了體驗個中滋味，我也開始自稱為歌林加人，巴西朋友一致為我擔心，說我會因此而喪失人生的樂趣。
這一次的經歷，我徹底認清了「興趣」是怎樣運作的，也看到了人心奧秘的禁區。誰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無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，可是足球又怎麼與我扯上關係呢？
對任何一種事務首先要瞭解其遊戲規則，否則就看不懂，不會有興趣。其次要有懸疑，沒有懸疑就不會去猜想，不猜想，其結果便與己無關。再其次要抱著希望，希望是一種很奇妙的心理過程，如果明確地知道了一定的後果，這種心態就不能稱做希望，而只是等待結果的發生。只有在不知道結果的情況下，一面等待有利於自己猜想的，一面又懼怕有不利的結果產生，當人心在這兩個極端矛盾的變化中翻來覆去時，便產生了興趣。
生意人非常瞭解此中奧妙，刻意製造一些英雄人物，設計一些引人入勝的話題，再不然便利用誘人的廣告，先讓人知道，再使人有興趣。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談說說，事情成了自己經驗的一部分。等到人們有了興趣，捲入了這個原來與己無關的新事物後，緊接著便是那種驚險刺激的懸疑。因為在一般情況下，比賽總是有勝有負，各隊風水輪流轉，不論喜歡的是哪一隊，總少不了期待、焦慮，然後再享受那遲來的狂歡極樂。
歌林加人的悲劇，就在於二十多年的等待中，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。有人失望得背棄了她，有人則抱著孤臣孽子的心情，繼續期盼。明知生命中奇蹟很難發生，但是以該球隊的實力以及常態的機率來看，希望又明明就在當前。
我的個性以及遭遇，與歌林加人頗有些相似之處，我對社會國家的期望，也與之不相上下。中國人彷彿也是個被詛咒的民族，幾百年來的屈辱，難道沒有洗刷的一天嗎？可是眼前所見，國人自暴自棄，上下樑無一不歪。有些人失望了，動輒以中國人為恥，不是逃之夭夭，便是否認列宗列祖。我不甘心，只好做個孤臣孽子，連看足球都不例外。
直到我離開巴西，果真歌林加隊沒有得到一次冠軍，亞軍倒拿了好幾個。越輸我越關心，越關心，我越是同情她。連我都如此，何況那些真正的歌林加人？
巴西人也有他們的歇後語，如：
「到中國去」表示無此可能，因為過去交通不發達，而中國遠在地球的另一端。
再如說一個人懷才不遇，則為：
「那個歌林加人」！
不過，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時，還不知道有這些故事。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個世界性的球王，名叫比利。這就夠了，一聽到足球，我就想到比利，很想見識一下這個世界級偉大人物的傳奇功夫。
就在我工作了一個星期，剛學會幾句巴西話，能與巴西人作簡單的溝通後。有一天，廚房工人告訴我，比利這星期天要到聖保羅來賽球。
我當然想去看，可是不知道怎樣去法，有人為我寫了一張字條，大意是說：
「我是中國人，不懂巴西話，想去『巴甘步』看球賽，請仁人君子指導」。聖市有好幾個球場，巴甘步在市區中，面積較小，可容納七萬名觀眾。另一個較大的莫隆比位於市郊，全場可坐十幾萬人。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場馬納甘拿，竟可容納二十萬人，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約熱內盧的註冊商標。
星期天一早，我毫不猶豫地拿著字條上了路。一路上，每一個巴西人看了都很熱心，東指西說的，而我則在聖保羅市區走來走去，老在幾條路打轉。
正當我打算放棄時，卻遇到一個有點娘娘腔，長相很秀氣的男人，他指點了半天，發覺無效，便把我的手一拉，帶我到一個公車站前，指著牌子上的站名，果然有「巴甘步」這個地名。我向他道了謝，開始找地方買票，卻又遍尋不著。
他一直在一旁觀察，瞭解了我的窘況後，便向我搖搖手，走到我的身邊。我猜大概是要上車才買票，便開始注意車子的標誌。天下所有的公車都有個通病，認為乘客一看到標誌，就應該知道去哪裡，經過哪些地方。
正因如此，我最怕等公車，記得在日本時，旅行社叫我去一個「佐佐木」的地方，搭車的地方也標得一清二楚，不幸我找了大半天，始終沒見到這個地名，害得我幾乎不能成行。後來才知道，日本車牌橫寫是由右到左，與我們的習慣正好相反。更糟的是，第二個「佐」字，用的是「與前字相同」的符號，所以我找了半天「木木佐」。
這個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，卻又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不久來了一輛車，他帶我上去，替我付了錢，同時對我打手勢，意思是會告訴我何處下車。我更覺得不好意思，只恨自己巴西話太差，開不了口。
車到一處，他又拉我下去，但見滿坑滿谷盡是去看球的群眾。我既然知道地方了，遂向他一再稱謝，他則嘰嘰聒聒，好像也要看球。我這才安心，忙搶在前面，替他買了票，一同進得場來。這時才知道什麼叫做大球場，只見處處人頭鑽動，黑壓壓一片。
球賽開始前，先出來三個身穿黑色短裝的球証，這時全場騷動，齊口同聲地喊著：
「維亞多！維亞多！維亞多！」
我心想連球証都如此有名，居然人人認識，球賽之精采可見一斑。
球賽終於開始了，比利代表山度士隊，身著白衣，背號是著名的十號。他果然不凡，球在腳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。可是對手也不弱，經常有兩個人，甚至三個人纏著他不放。我們這邊都是山度士的球迷，大家看到比利受迫，都大聲咆哮。當然，少不了我這個一直開不了口，一肚子悶氣的小伙子。
上半場零比零，雙方未開記錄，中場我買了冰棒請這位朋友，也好秀一下自己剛學會的僅有的幾句話：
「我喜歡『這個』。」「喜歡」、「謝謝」這幾句我說得很流利，尤其是「喜歡」這個字，在巴西相當於「愛」，得先學會好追女孩子。
下半場又開始了，不久，比利在禁區得球，轉身騙過了兩個後衛，正打算射門，但見後面飛來一腳，正踢到比利的踝部，他一個踉蹌，立即翻身倒地。
「啊！」全場同聲一嘆，人人都站起來，以便看得更清楚。
只見球証眼明哨快，「嗶」的一聲手指禁區，極刑！
如同指揮樂隊一樣，全場立刻響起歡聲。
太精采了，這個「維亞多」球証太偉大了，我興奮之餘，拼命擠出一句話來：
「我喜歡『維亞多』！我喜歡『維亞多』！」
結果，由於一個我無從理解的原因，這場球我沒有看完。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聽到這句話，立刻興奮地拼命抱著我，令我喘不過氣來，最後只好逃之夭夭。
待回到店裡，把這段奇遇告訴那些工人時，全場都笑得東倒西歪。後來我才明白「維亞多」不是球証的名字，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話，也就是北方人所說的「兔子」，一般稱為「同性戀者」。
店東看我工作認真，語言也能應付，便調我到餐廳去管收銀機。這種工作看似容易，但卻需要仔細的核對，我大開大闔慣了，一個月下來，每天的帳目從沒有正確過。而且越是小心，越是出錯，微薄的薪金，賠的幾乎比賺的多。
最初我還不服氣，一再提醒自己，要集中全部精神，仔細的按鍵，小心地核對。可是到結帳時，總是有些出入。為什麼呢？是不是收銀機壞了？餐廳裡還有一台，由另外一個人負責，他從來沒錯過，我與他交換著用，情況依然。
經過一再地檢討、研究，我終於發現是自己不適合這種工作。我太好勝，一上來就想做得比別人更好，而這種例行工作，除了正確之外，根本無所謂好不好。
因此，我便想以快取勝，帳單一到手，立刻結清，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。後來出了錯，心情難免緊張，操作手法本來就不夠熟練，專心注意數字，手指便老是按錯鍵，若注意到手指，又忽略了數字。最糟糕的是我的腦筋太活，老是東想西想，加上正在學習語言，隨時隨地都是難得的良機。計帳時一心數用，怎能不錯？
不久大學的同學「老師」找到了我，說他會種洋菇，我便介紹餐館的老板給他，他們談好投資合作，並叫我去農場幫忙。不料「老師」只是在課堂上學過，毫無實際經驗，一季下來，白洋菇種成花洋菇，雜菌長的遠比菇體多，因而雙雙失業。
以後的幾個月，我做過多種不同的工作：在地下肥皂廠熬牛油、修車廠換機油兼打雜、建築公司做搬運工，後來又在一個私人的測繪所畫地圖等。但其間總會有些因素，不是身體吃不消，便是待遇太差，讓我做不下去，工作時間沒有一次超過一個月。
常有朋友勸我去「當兵」或是「提包」，前者有個非常離奇的故事。原來有一位台灣來的青年「阿根」，結識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獨生女，幾經波折，兩人結了婚。婚後那位大亨突然暴斃，他們便繼承了全部的財產。
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，且有一子，其子特別來巴西準備爭奪遺產。但是根據巴西的法令，不承認該大亨在日本的婚姻，大亨的兒子不肯善罷，多次謀刺「阿根」不成。阿根便遷居到內陸一個農場中，同時重金聘請保鏢護衛。
雙方僵持了年餘，阿根堅壁清野，蟄伏不出。那個日本人常僱小飛機到農場投彈，巴西人因為怕死，再不肯當衛士，反倒是一些失業的中國人趨之若鶩。大家散居在農場外圍，每天無事可做，便以打靶為樂，美其名為「當兵」。
至於「提包」則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唯一的出路，因巴西人結婚時，女方應準備臥室的各種用具。在初，葡萄牙式的織錦床罩、檯布等都是傳統的嫁奩。自從中國的手繡品傳入後，由於花色繁多，精美無匹，一時蔚為風尚，人人爭購，供不應求。
中國檯布來自大陸，經香港轉手，最初多委托私人攜入，以便逃稅。在五十年代因供不應求，售價約為原價的一百倍，國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。到了六十年代，一來因為從事此業的人日益增多，相互競爭之下，利潤降至不足五倍。再加上不肖稅務人員的介入，層層剝削不說，一個應付不當就有牢獄之災。
於是原來發了財的人紛紛轉業，有的搖身一變，成為工商界的鉅子，有的則升格為檯布批發商。而新來的國人則繼續提起「包」來，沿門販賣，每月淨利再少也有五千美金左右，比做任何其他工作賺的錢都多。
當兵固非我願，提包也難動我心，不為別的，我總覺得冥冥中有什麼支配著，身不由己。我不知道該做什麼，也無從想像。只感覺到不論在哪裡，所見到的人、事，都是平平庸庸的。人沒有判斷力，沒有眼光，不過人云亦云。事沒有價值、意義，說穿了，除了名利財色之外，空無所有。我不願與他們相比，也不把他們的得失放在心上。因此我行我素，一個又一個微不足道的工作，不斷嘗試著。
聖保羅中國社區有個天主教會，一位姓何的神父負責「青年會」的事務，我在那裡組織了一個樂隊，和何神父相處得很好。他常勸我好好找個固定工作，安定下來，娶妻生子。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勸我，我忍不住要打他的趣：
「如果娶妻生子有那麼好，為什麼你自己不以身作則呢？」
「胡說胡說！我已經獻身給主了，娶妻生子不是我們的事。」
「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學你的榜樣，做神父。」
「還在胡說！你連主都不信，怎麼做神父？」
「說服我呀！只要你能讓我相信，我就信。」
「對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，不是要別人來說服的。」
「你不肯說服我，而我又不信，看來我永遠做不成神父了。」
「你這孩子！成天不說正經話，已經都要三十了，你再混下去怎麼辦？」
「只好當神父囉！」我始終對他嬉皮笑臉。
「唉！我本來是想給你介紹一份固定工作的，看你這樣子，教我怎能放心？」
「什麼固定工作？」我聽了，精神一振，也該嘗試一種新的工作方式了。
「有人委托我找一個能長期工作的人，看你的樣子，多半做不久。」
「我是迷途的羔羊，你是牧羊人，總可以讓我試試吧！」
「讓你試試？如果你做了兩個月又跑了，教我怎麼交待？」
「好吧，我去討個老婆，把我拴將起來，可是神父得先給我介紹老婆呀！」
「儘是胡說，到底你要不要這個工作？」
那是一間聚乙稀製袋工廠，老闆姓劉，早年靠提包發了財，便開了這家工廠。他用過好幾位由台灣來的年輕人，但做不了多久，不是去賣檯布，便是被別的工廠挖走了。所以他特別對何神父聲明，要能長期工作下去的才行。
劉老闆一見我，劈口就問：
「你為什麼不去提包？我這裡的薪水可沒有那麼多。」
「我對賺錢興趣不大，只希望有個穩定的工作。」至少目前是事實。
「真的？不過，有誰不想賺錢？想賺錢也不是壞事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工作，我絕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我負責管工人，因為吹袋機不能停爐，所以每天分三班，二十四小時連續作業。全部工人有六十多個，平均每月製袋三百萬個，當時在巴西，其生產量在同業中居前五名。
我先觀察了一遍，發現工人工作情緒不高，先跟他們攀上交情，一一詢問。原來巴西人每隔三兩個小時，一定要喝杯咖啡，否則就精神不濟。廠中不但不提供，也不許休息，並嚴禁工人到咖啡店去。所以人人無精打采，績效低落。
我向劉老闆反應，他則怪我多事，堅持不允。我便自己掏腰包買來咖啡豆，日夜三班親自燒給工人喝。果然，工人精神大振，情況大不相同。
其次我發現工廠的生產線配置不當，很多時間浪費在搬運塑膠袋上，其中約有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運而受到損壞。當時所用的切袋機都很陳舊，照理切袋工人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時，必須換用不同直徑的轉輪，但誰也不願費心去換。結果是袋子短時，轉速太慢；袋子太長時，落點又不準。
我又向劉老闆建議，設計獎金制度，改變生產流程，並規定袋長及轉輪的應用尺寸。劉老闆責備我冒充內行，我則堅持立場，兩人爭執了很久，最後他終於同意試行一週。而一週的試驗成績，証明了我的看法正確，劉老闆這才讓我放手改革。
我這樣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個月，在一個工人未增、一台機器未加的情況下，產量竟由原來每月三百萬個袋子增加到六百多萬個，足足多了一倍有餘。
有了這種成績，我並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，只覺得沒有辜負何神父所托。特別找了一天，向劉老闆告假。劉老闆似乎不知道我已連續三個月沒有休息，居然問我：
「今天大家都上班，你怎麼可以離開？」
「我來了三個月，還沒有休息過一天！」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以後我會補你的，目前工作很重要，你不能離開。」
「現在制度都定好了，工人也很自愛，我晚上回來檢查就行，我實在很累了，不休息無法繼續工作。」我很不滿意他的態度，說起話來也不留餘地。
「那… 你要去哪裡呢？」他知道攔不住我，神情有點緊張。
我本來想告訴他要去看何神父，但心中覺得這樣顯得自己太愛表功，便說：
「想去看場電影。」
「啊！你早說不就好了？沒問題，算我請客，你去看吧，早去早回。」
我根本沒打算看電影，到了教會，找到何神父。正想表示自己不負所托，在工廠中已經做滿了三個月。不料何神父一見是我，就滿面秋霜，毫不客氣的責備：
「小朱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我原來以為你是個有志氣的青年，所以才介紹你去。像這樣不負責任，以後還有誰能相信你？」
如同晴天霹靂，我呆住了，難道我做錯了什麼事？想來想去，只有今天我要求休息一天，在態度上可能得罪了劉老闆，但是這又有哪點不對？我忙解釋說：
「何神父，我已經日夜不停連續工作了三個多月。今天是三個月來第一次休息，難道這還叫不負責任嗎？」
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，我也不管你在做什麼，我只告訴你，你這樣下去，從今以後，在社會上會人格掃地！」
他的態度彷彿怪我工作不力，好吃懶做一般，可是怎麼會呢？我辛辛苦苦地把工廠的產量增加了一倍，即使何神父不知道，也不應該有這種看法呀！
「何神父，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，不知道你聽誰說… 」
「沒有什麼誤會！你不必解釋！是劉老闆親自告訴我的！」
天呀！不知前生犯了什麼罪孽，我這輩子不論做什麼，總會招來無妄之災，心中頓時狂潮翻湧，胃壁上感到一陣陣的抽痛。好在我有了過去的經驗，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氣，慢慢地說明，是非真相自有分曉。
於是，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，請他細聽我這三個月的工作經過，他先還不信。漸漸地，他臉上恢復了和悅的神色，等我說完，他說：
「真是難以相信，劉老闆為什麼要那樣對我說呢？」
我拿起電話，接通工廠，請劉老闆講話。何神父還想阻止，我卻不管，等到劉老闆的聲音傳過來，我立刻把電話筒交給何神父，他只好接過來，說：
「劉老闆，我是何神父，朱邦復在我這裡… 」
這話一出，何神父再也開不了口了，劉老闆不住地在電話中解釋，說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輪到何神父說了一句：
「可是，你怎能用這種手段呢… 」聽了半天，何神父氣為之結：「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話？說不通，說不通，你這樣怎麼對主交待？」
我無心再聽下去，四肢好像有點發冷，胃中更是痙攣欲嘔，身上冒著虛汗，我倒在沙發上，再也站不起來了。
最後何神父掛了電話，把頭搖個不停，說：
「真是太不像話，太不像話！劉老闆說會給你加薪水，希望你永遠跟他做下去，他是為了保護你，怕你被別人挖走，所以到處說你壞話。簡直… 簡直是胡鬧嘛… 」他突然看到我的模樣，嚇了一跳，連忙問：
「你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」
「我胃裡很難過… 」
「啊，那不打緊，大概是生氣的關係，你要原諒他。真的，以你的工作能力，如果到別家工廠去，劉老闆的事業就完了，他也是不得已。」
「何神父，請您不要勸我，這種情況下，就是給我金山銀山，我也做不下去了。」我有氣無力地說。
「是的，我不勸你，可是年輕人能忍耐就要忍耐。」
我回到工廠，劉老闆滿面堆歡的等著我，一再地向我解釋這個社會很險惡，他必須用這種方法來保護我，以免被壞人利用。我沒有精神多說，只表示絕不到任何同類工廠去做，同時等工作上了軌道，我立刻辭職。
由於工作過度勞累，再加上情緒的極度激動，我得了胃潰瘍。連續幾天大便全是黑色，身體更是虛弱不堪，原來的那股幹勁完全消失了。
離職後，我又做過大樓的守夜員、幫飯店送外賣、到一家中國人開的無照工廠製造肥皂粉、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工，都不超過半個月。
比較長的，則是在街頭幫人照相，白天照，晚上則把我那個單眼相機反過來，當做放大鏡，自行沖洗。巴西人實在可憐，很多人終其生沒有照過一張相，所以我的生意不惡，可惜主顧太窮，賣不出好價錢，只維持了兩個多月。最後還把那部寶貝照相機當作抵押品，暫充積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帳款。
另外一次，是一家有名的中國餐館的高老闆，因為打官司餐館不能營業，便開起了地下賭場。我去權充大廚，邊做跑堂，又兼保鏢。但沒有薪水，收入全靠小費，中國人真是可惡，每場輸贏上萬，小費卻小得看不見，一天下來，我不過分到一兩元美金。
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個新世界，眼見那些沒落王孫，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幾個數字的變化當中。我完全無法瞭解這樣做意義在哪裏？為了錢？顯然不是，常有贏家大請其客（他們的小費給得少，並不是捨不得錢，而是認為這樣會「漏財」。）
唯一的可能是為了得勝，這些人即使有錢，也不是經常有機會享受到勝利的果實。在賭局中，輸的機會再多，也總有可能得勝，那種滋味只有勝者知道。於是人的七情六慾，在一次一次的謎底揭曉間，千迴百轉，翻擾奔騰。
人生最難逃的災關，不外酒色財氣。在這裏除了正氣之外，各種腐敗貪婪之氣充斥，真假好壞不分，天理王法無存。人人禪功薈萃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，一旦「命運」揭曉，人的靈魂凝聚空中，高潮低谷，勝敗立分！
每天大約總有四至八桌常客，有的賭天九，有的玩麻將，賭得最多的還是撲克。由於中國人只相信美金，這裡每天美金的進出，不下數萬元。我所知道輸贏最大的一次有九十多萬美金，輸的是一位聖保羅的僑領名人。當時已近天亮，他拿不出錢來，立刻被債權人團團圍住，逼著他打電話給家人，限在一個小時內將錢送到。那時僑領的威風不再，他下跪求饒，卑微得有如狂風中飄舞的飛絮。
其實這些人都是老朋友，平常稱兄道弟的。有時帶了女人來，還相互交換，一副和睦親近的模樣。這次大概是數目太大了，超過了友情的極限，連父子都可能反目。
我不想知道結果如何，也不願再做下去。人性我看到了，更看到造物者的殘忍。生活本來並不成問題，再待下去，說不定有那麼一天，門外出現幾輛黑色大車，突然間手槍機槍紛紛出籠，煞時子彈血肉橫飛。送命事小，如果報上再登上一則「賭場保鏢朱某某」，風聲傳回國內，怕父親不立刻跨上飛機，親自來巴西清理門戶！
幾個月下來，工作不順，生活又不正常。胃病日漸嚴重，不論吃飽與否，常時疼痛，有時會痛得坐立不安。再加上居無定所，天天搬來搬去，連僅有的兩件行李都成了累贅。兩個行李箱中，一個裝的是換洗的衣物，一個則是小喇叭提箱，都是從台灣帶來的。
說起那隻小喇叭，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。記得那是在台大視聽中心工作時，我很想買一部攝影機，但因囊中羞澀，就去中華路看看有沒有舊貨。經過一家樂器行，突然間又有新的欲望產生了。我一直幻想有隻小喇叭，像黑管一般輕巧，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鈔票，為什麼不買？
老闆見我留連不去，便問我要買什麼？
「有沒有便宜一點的小喇叭？」
「我這裡賣的都很便宜，你真的要買，我還可以打折。」
「有沒有舊的呢？」
「舊的？舊的不見得便宜啊！有興趣請進來看。」
他帶我爬上夾樓，此樓上下高不過三尺，卻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樂器。我一眼就看到一個體形嬌小的喇叭盒子，心中猛然蹦動，立刻說：
「那是什麼？」
店主拿了過來，撣去上面的灰塵，想了想，說：
「這是好幾年前，美軍顧問團樂隊裡的一位樂師抵押的一隻喇叭，你要的話，我可以算得很便宜，但是能不能用卻不敢擔保。」
結果我以一千元成交，大約是當時月薪的一半，怎麼都想不到居然美夢成真，一直讓我心跳了好多天。最令我滿意的是這支喇叭比一般的約輕三分之一，結構樸實簡單，吹起來輕鬆流暢，音色也瞭亮清脆。以我的標準來看，簡直是完美無缺。
這次，我幾乎到了窮途末路，一看那喇叭箱子，突發奇想，為什麼不試試看，說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謀生哩！我走訪了不少夜總會、俱樂部，才發現每個樂隊都有自己的班底，掛單的樂師根本沒有生路。所幸有一位白俄人，他曾在瀋陽待過，會說幾句中國話，見到我如同見到鄉親。他給我介紹了一個水準很差的舞廳，由於待遇差，經常缺人。
在巴西所謂的舞廳，實際上就是妓院，跳舞並不重要，音樂更可有可無，男男女女只是藉著緩慢的節奏，以便讓身體相接觸，從而培養情緒，以達到進一步的目的。
我不會巴西人迷戀的森巴，但藍調在這裡最管用，也最適合小喇叭。
大概吹了一個多月，我的成績不錯，在那種場合下，居然還有人「點唱」。有點唱便有外快，生活也改善了些。我夢想有天會有樂探出現，說不定能和「格蘭米勒」一樣，將來擁有自己的樂隊，創造自己的音樂。
誰知好景不常，有天舞廳突然關門了，什麼原因我也不知道。好在手頭有了些錢，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。只是，我決定放棄吹喇叭的工作，因為吹喇叭很費勁，我已經連續幾天大便出血，身體極度虛弱。
有一個從大陸來的老華僑，說神曾與之通靈，發願要做牧師。為了召集信眾，他熱心公益，幫人抒困解紛。有個同學將我介紹給他，請他幫我找個工作。
流浪久了，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。胡混了這麼多日子，目的就是為了體驗人生，人生是已經體驗了不少，但健康卻賠了進去。現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時間，好一面休養身體，一面把所經歷的整理一下。
由於有了牧師可資依賴，不必自己再去東闖西找，我便常去造訪幫助我來巴西的張老伯，聽他發洩一下滿肚子的牢騷。
張老伯每次談的都是政治，他雖然在異國做了寓公，卻始終心存故土，有時談到激動處，當著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淚縱橫。
張老伯的不幸，應溯及張少帥的西安事變，可是他閉口不提此事。只把陳誠解散東北八十萬大軍的事，罵得狗血淋頭。我不否認受過陳誠的好處，但我也瞭解很多內情，陳誠是國民政府中極少數值得敬重的軍事及政治家之一。
最初，我只是靜聽張老伯的怨懟，次數多了以後，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，以免一個餘日不多的長者，永遠生活在錯覺中。
「張伯伯，請問您，在老先生的領導下，國家的決策該誰負責？」
「這個你都不知道？當然是老先生。」在習慣上，他稱先總統為老先生。
「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，您想會有什麼下場？」
張老伯笑了，似乎覺得我這個年輕人未經世事，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懂。
「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，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『永不錄用』？老先生的確是個領導人才，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，但他很有遠見。」
「假如是一個集團軍的異動，誰能出主張呢？」
「一個集團軍？連一個軍的異動，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。」
「一個集團軍不過十萬個人吧？」
「要看編制而定，有些雜牌軍可憐得連軍餉都沒有，那能養得起幾萬人？」
「那麼東北八十萬大軍可比得上好幾個集團軍囉！」
「唉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們東北軍是從日本的關東軍接收過來的，不論裝備、訓練或士氣，都比老先生的部隊強得多。如果不解散，林彪怎麼可能拿下東北？又怎麼會有徐蚌會戰？又怎麼可能平白的把大陸丟掉！所以我說陳誠該殺！」每次一說到這裡，張老伯就氣憤填膺，怒髮沖冠。
「老伯，您有沒有想過，陳誠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呀！」
「你是小孩子，哪裡曉得？是陳誠建議的，也是他執行的，連他自己都不否認。」
「像這樣重大的決策，別人的建議老先生會接受嗎？再說這樣嚴重的後果，老先生會輕易放過嗎？老伯，您對民國的歷史熟得很，有這種可能性嗎？為什麼老先生不但不處置，還把台灣的軍政大權交給陳誠？這其中難道沒有玄機嗎？」
「這就是我不能原諒老先生的地方，所以才逃到巴西來。」
「您有沒有想到過，還有另外一種可能，如果陳誠盡忠職守，肯為老先生揹黑鍋，會是什麼情況呢？」
張老伯聽了，楞了一會兒，站了起來，氣憤地說：
「我知道你爸爸是陳誠的同黨，我好心幫你的忙，你怎麼可以對我說這些話！」
我又上了一課，千萬不要讓別人看到他所不願見的真相，尤其是對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。從此我不敢再去他家，因為我拆穿了他心裏的屏障。他當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後果，可是老一輩的人極重視忠君報國的觀念，他無法責備他心目中的國君，潛意識中便將國恨家仇轉移到一個代罪羔羊身上。
不久，那位牧師果然給我找了個工作，是教會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，他在家中開了一所工廠，專門生產嬰兒用的娃娃車。
去前大家說好，目前只是互相幫忙，如果做得好，他打算正式開辦工廠，那時才能算正式的員工。這些都不重要，我之願意接受這份工作，只是表示感激牧師的好意。再說，家中開工廠，我也覺得新奇，經歷一下有何不妥？
他家在郊區，地方很大，他已經請了一個日本工人，工作做得很慢，不足應付訂單。方先生負責銷售，老是急著催貨，所以才要我來。
那種工作實在簡單得使不上力氣，不過是把空心鐵條壓彎，再裝上已經縫妥的布底及一些裝飾。幾天下來，我就把積存的物料用得精光。方先生高興得大量接訂單，大量進貨，反正只要他能接，我們就能即時交貨。
最初方先生大為感動，把我當做家中的一員，相處極為融洽。我滿以為這次可遇到了知音，理應肝腦塗地以報。於是又替他出些點子，告訴他應該如何改進。不料，他的態度卻一天一天冷淡，我知道又是熱心過度出了紕漏。
直到有一天，方太太出面告訴我，說原來供不應求的市場，如今竟告飽和，他們決定維持過去的狀況，不得不請我走路。
事後牧師卻告訴我，說方先生交待，要我千萬看在過去的份上，不要再從事同樣的工作，以免與他發生利害衝突。
人心人性，自古皆然，為了生存，能力不足者，最怕別人比他更強。誰又知道別人的心事呢？誰又相信會有人寧願不顧自己的利益，而為別人著想呢？錯不在方先生，是我太天真，太愛表現，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嗎？分明看到了缺點，能不改進嗎？
我決定不再枯等，這時「老師」也失業了，還有一位在巴西認識的朋友小龍，他畢業於屏東農專。我們三個人一商量，既然都學農，為什麼不乾脆從事本行？大家決定到「保祿」附近的一個小鎮去，湊了一百多塊美金，買了一個約三畝大的農場，準備種桑養蠶。其實大半的錢都是小龍出的，我不過是湊湊數而已。
保祿位於聖保羅的西北方，坐火車要五六個鐘頭，是日本人的大本營。我們要去的小鎮極為偏僻落後，離保祿還有兩個站。我們先去參觀當地的農場，那兒有幾個中國人，來此種桑養蠶竟然大為成功，一舉帶動了地方的經濟。
我們買的地，上面全是雜樹，地雖不大，整理極為費事。我們一盤算，買地簡單，而種地所需要的資金恐怕要超過地值十倍。這時三個人都已身無分文，糊裡糊塗就把土地買了下來，以後呢？難道可以吃泥土度日？
於是我們又趕回聖保羅，各自想法借一點錢來。談到借錢，正是我的致命傷，我一向單打獨鬥，這時能向誰借錢去？不要說試，連想到都心煩，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。
到了晚上，我沒有錢住旅館，連最便宜的，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統艙都住不起。只好到公園裡，找了一些報紙，裹著身體，與一些流浪漢擠在一個牆角上，倒也挺溫暖。
其實我露宿穹天之下，這也不是第一遭了，不值得大書特書。在台灣時，有一次為了一件事去屏東師範找一位女孩「丁丁」。去時，替老總統駕飛機的同宗朱逢湯，給了我一張軍機座票。到了屏東，為了省錢，也曾在公園裡睡了一晚。那一次受到幸運之神眷顧，清晨起來竟撿到五張百元大鈔，所以我常把露宿視為發財捷徑。
但是這次心情完全不同，如果說要歷練人生，也不必一定要到與流浪漢為伍的地步。一次又一次的，工作上不斷遭受挫折，難道是我太貪心？還是工作不努力？或者是好高騖遠，個性乖僻？儘管我不肯承認，事實勝於雄辯，為何沒有一個工作我能持續半年以上，而別人卻都活得好好的？
我試圖歸罪於運氣，那也說不通，記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，但我並沒有那樣倒霉。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誤解，我願意相信別人，而別人卻不能相信我，其中必有癥結。可是我打破了頭腦，就是解不開這團謎。
天亮時，在濛濛的曙色中，突然一幅畫面躍進了我的眼簾。在這群流浪漢中，竟然有一家人－－一對年輕的黑人，和一個大約一歲多的孩子。那對黑人緊密地依靠著，孩子則睡在他們的膝間。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，他們的臉上絲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。天地宛如他們的家，人間只是一段旅程，在知心的伴侶身邊，還有什麼他求？
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綺夢，頓時化為烈火，燃醒了飢渴的靈魂。為什麼我沒有一個伴呢？如果這時身邊有個人，能像這樣的依偎著，豈不是冰淇淋蛋糕－－外冷內甜？
其實我早就壓抑了很久很久的，一種難以告人的私衷，那就是「性」。自從在花蓮找了一次妓女，得了性病以後，我就再也不敢尋花問柳。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，經常亢奮得坐立難安，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來解決。有時一個晚上要三四次，才能抒解那種難堪已極的感受，而第二天，心理的自責卻又接踵而至。
我常自詡自我控制力很強，所有認識我的人，也都不否認這一點。然而我卻對性的需求束手無策，竟要用這種可恥的方法，這算什麼自制？不過，我有我的看法，可恥與否，在於人的認知，如果與人無損，恥從何來？
在還珠樓主的《蜀山劍俠》中，凡是要修仙學道的人，就必須要克欲戒淫。雖然那是神話小說，但卻成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，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。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夠，証明我是凡胎俗子，成不了氣候。
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結婚，而結婚又不是單純的買賣，買進門來不喜歡還可以放在一邊。結婚不僅要男歡女悅，還要長相廝守，再下去便是生兒育女。不論幸福與否，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。
我做不到，做不到就要付出代價，這是生物進化的鐵律。我知道代價很高，也一直都在支付，從未後悔。我的對策是保持忙碌，不斷地給自己出題目，不斷地努力應付，每天心神都被佔據，倒也履險如夷。
現在，兩手空空，無所事事，我被打敗了。身心疲憊，意志力消失無蹤。
心中念頭一起，我下意識地認為，還是先結婚的好。像這對夫妻，無家無室，相偕飄零四海，豈不更為瀟灑？再說，這次要去農場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樣，做三天，打了就跑。僅有的幾個朋友已經把我看得一文不值，我必須安心下來，証明一下自己並非游手好閒、不務正業之輩。而唯一的方法，便是用「家」把我牢牢的拴住，所以我決定要結婚。
結婚？對象呢？這點我並不擔心，我不相信自己有哪點不夠格。
有了新的認識，我開始張開眼睛，仔細打量身邊搔首弄姿的各類女郎。人真是可憐的動物，各種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繩索，把人的身心捆得緊緊的。平常我鑽進了思考的閣樓，在那裡，感官的噪音已經化為我探索的對象，所看到的只是連綿的纖維。現在不同了，下得樓來，各種纖維糾結成一片羅網，在在引人入勝，我迷失了。
首先，我壯起膽子，先向老同學借錢。當時年輕人的圈子裡有一句話語－－北才南潘。「北才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，他在一個紡織廠任經理，老闆是中國人，工廠的事全交給他。他手下用了不少台灣來的朋友，平日尾隨著他，儼然一方領袖。
多年後我曾在美國遇到他，那時他已面容清瘦，滿頭飄白，一副落魄的模樣。半響，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，還是他大方地走過來。談起當年，他感慨萬分。他不諱言過去因為年輕無知，任性驕狂，恃才傲物。後來與東家鬧翻了，自行立業，卻被最信任的朋友出賣，以致一敗塗地。言下語多自責，頗足醒世，此人能幡然醒悟，實乃我生平僅見。
南潘是指在南方「快樂港」經營農場的一位潘姓學長，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終想不起來，多半是我欠他的錢一直沒還，潛意識中有意給忘掉的。
這位學長擁有幾百畝地，種植大豆，年年豐收，事業相當成功。他每次來聖市，總會引起一陣旋風，同學們口口相傳，都以他為榮。
剛巧這次他又來了，我厚著臉皮向他借了五十塊美金（相當一般工人一個月的收入）。有了錢，我又去中華會館，何神父見到我，免不了又東問西問，聽說我要去農場，他大感欣慰，笑得嘴都合不上，一直說：
「你這孩子！早該回到本行的，真是迷途知返，迷途知返！」
「是呀，有您這位牧羊人在，哨子一吹，不回來也得回來。」我知趣的幽他一默。
「先安定下來，然後成家，聽見沒有？」
「那麼您就發發慈悲，介紹一位吧！」我連忙順水推舟，其實這才是目的。
「真的？交給我，交給我，我慢慢地幫你找！」
「不能慢慢找，我明天就要回保祿了，能不能快一點！」
「胡鬧！胡鬧！」他打量著我的神情，這才發現我不是胡鬧，他氣了：
「荒唐！荒唐！你想做什麼？買一個老婆幫你種田去？你這孩子，老是做些怪事！結婚是神聖的大事，是上帝給子民的恩賜，怎麼可以這樣輕率？」
何神父一語道破，我的想法太奇怪，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對象？連上帝創造宇宙，也要七天呀！
我打算在農閒的時候，做些小手工藝品，像以前在學校做的腳踏車、三輪車之類，便順道買了些材料。因為第二天才有火車，到了晚上，一看還有時間，便到自由大道旁一個小巷裡，找了個小酒吧，要了整隻烤雞，先享受一番。
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，為的是一個人不好意思佔用一桌。這種小酒吧因為本重利輕，一般的吃食都賣，我以往只要腰中無虞，常來光顧。
正在大快朵頤之際，突然聽到一聲聲聖歌平和的哼聲。抬頭一看，是一位女侍，一邊輕快地工作，一邊哼著。可能是飢不擇食吧，我這一看，神魂竟掉了一半。她看上去不過十六七歲，淺褐色的皮膚與黃種人很相近，但輪廓顯明，眉目之間頗具秀色。
她哼的那首聖歌我很熟悉，反正時間尚早，我把雞放在一邊，抹淨了嘴上的油膩，也隨著她哼將起來。她覺得和聲有異，見到是我，含羞地笑了笑。「含羞」實在是對少女最微妙的描述，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動力。
隨著我們開始了長談，我展開了孔雀的尾巴，說自己是剛來不久的中國人，在保祿經營農場，身家清白，尚未娶妻，無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話頭。
她則乜斜著眼，一副懷疑的神情，最後她說：
「花花公子，你在保祿是真的，但你不是中國人，是日本人。」可能是因為日本人在保祿經營農業極為成功，她才這樣說。
「為什麼？只因為我巴西話講得好？」
「因為你身邊的紙包，那上面有日本字。」她面有得色地說。
「啊！中國人就不能買日本貨嗎？」
「好吧！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長的中國人。」
接著我開始問她，她叫瑪利亞，在這裡打工是為了想進中學讀書。因為家裡太窮，負擔不起。我心想，好極了，年輕漂亮，又肯上進，家中窮，一定能吃苦。有妻如此，不僅農場上有個幫手，心靈上也可以調教出一個伴侶。
我們談得太入港，老闆過來暗示了好幾次，我為了表示大方，便先拿了一張大鈔作小費，而且故意放在桌上，好給老闆看。
瑪利亞見了，很不高興地說：
「這是做什麼？表示你有錢？」
我一聽，有志氣！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對象。好在明天才走，我便把握機會，約她打烊了以後，我們要好好地談談。
「有什好談的？」
「重要的事，因為我明天要回保祿，我一定要和妳談談！」
她想了想，點點頭答應了。我不便再打擾她，把還沒有吃完的雞包起。另外找了一個地方，一邊吃，一邊考慮用什麼方法，能說服她作我一見鍾情的妻子。
到了十一點多，我提前到那小店，店裡冷冷清清地，只有店主一個人在收拾。
「瑪利亞呢？」
「早就回家了。」店主連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我忙到街上到處找，我怎麼這樣輕心？以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。讓她一個人在馬路上等，豈不是罪過？
馬路上找不到人，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時所乘的公車，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。
附近有個舞廳，是通宵營業的，我以前吹喇叭時曾來這裏求職過。這裡有個好處，只要叫一杯酒，便可以坐在一旁，消磨到天亮，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襲。更何況這杯酒的價錢遠比旅館費要來得便宜，所以夜夜人滿。
我找了個角落，小盹到清晨五點，便直接到公共汽車站去等她。
一直等到九點多，終於看到了一個纖細的身影，從公車上走下來，我立刻興奮地迎將上去。還沒有開口，她見到我，一楞，居然身體一軟，倒在地上。
我當場傻住了，旁邊的人立刻擁上前來，把她抬到路邊。有人用水澆在她頭上，有人則捉住她的雙肩，又搖又晃的，不一會兒，她漸漸地甦醒過來。
有人問：
「有沒有人認識她？」
我這時頭腦才恢復清楚，挺身而出，說：
「我知道她就在那條小街上工作。」
「那就麻煩你送她過去吧，沒有什麼，只是太勞累了，最好今天不要工作。」
瑪利亞虛弱地站起來，並沒有拒絕我的扶持，只是說：
「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，你千萬不要過來，我們老闆不喜歡你。」
「我不過去可以，可是妳今天不能工作。」
「好吧，可是我先要請假才行。」
「能不能讓我送妳回家？」在這種情況下，我還能說什麼？是她見了我害怕呢？還是內疚？為什麼一見到我就暈倒？
我一生經歷了不知多少奇事，說起來真是難以置信，假如這些事都是編造出來的，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創造力。其實我的解釋很簡單，人生不過是刺激反應的經歷，我的想法作法與正常人大相逕庭，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，往往也就變得反常了。
她告了假，很仁慈地讓我送她，我叫了一部計程車。在路上我沒有問她為什麼昨夜提前回去，也沒問她為什麼會昏倒，只說明了自己的處境，並誠懇地向她求婚。
她則出了幾道難題，要結婚可以，首先我必須信奉天主教；其次是要我按照當地的習俗，先談戀愛，待時機成熟，再明媒正娶；第三點，她家很窮，有父母兄弟，大大小小十幾口，我得要撫養他們。
這三條聽來合情合理，對我來說卻是此路不通。我也恢復了理性，荒唐的事可一不可再。但願這件事對她而言，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。
我們農場所在的小鎮全部人口不過幾百，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，周圍零零落落地排列著幾十戶人家。中國人也不多，連我們在內，只有十來個。
這裡全是起伏的丘陵，雨水不豐，田裡都是砂石，長不出精緻的作物來。巴西人都以種植樹薯維生，這種植物耐旱抗風，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。
種桑的農場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個小河邊，那邊地價極貴，我們連想都不敢想。有人建議我們打井汲水，又因為經費不足而作罷，當地的中國人知道我們是幾個不怕死的窮光蛋，也就不再與我們來往了。
我們原以為至少可以種些高梁、玉米之類的糧食，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蟻塚。玉米剛剛發芽，第二天就見到田中一行一行比軍隊還要整齊的綠色大軍。小小的螞蟻，神氣活現地扛著切下來的嫩芽，回去報功了。
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我們的小三輪車了，我設計了生產線，快的話一天可以完成十部。每部賺一塊美金應該沒有問題，一個月就有三百元，說不定比種桑更好。
大家都很努力，待有了一定的數量，就可以去賣了。憑我們三個人的關係，不但認識很多的提包客，多餘的還可以寄在禮品店中，大家都信心滿滿。
在巴西國慶的時候，保祿也有遊行，隊伍是由鎮長帶著小學校長，後面跟著幾個鼓手，連老師加學生，全部不到三十多人。
我感於他們認真的態度，便毛遂自薦，充當喇叭手，他們大表歡迎。我吹的盡是些「反攻大陸去」、「只要我長大」等政治歌曲，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，有誰管這些呢？反正熱鬧一場，皆大歡喜。
只是我們歡喜不起來，東西做好了，聖市傳來一片叫好聲，人人要搶著代賣，偏偏就是不見現金進帳。
原來小龍與老師去銷售時，都交給了提包商，而所謂提包者，正是手提一包，沿門叫賣。他們賣的都是貴重的中國手工刺繡，一條可賺一百美金以上。而我們的車子一部賺一塊錢，還要一個方盒子裝著，既不能壓又佔空間。他們自己倒是各買了幾個，但只靠他們買，不進入市場，怎能成為商品？
小龍和老師聽了別人不關痛癢的恭維話，滿以為任務已經達成。每去聖市一趟，收入的幾個錢都花得精光。不到三個月，我們再也撐不下去，只得黯然分手。
再回聖保羅，對自己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，我不夠資格從事任何安定的事業。因為安定需要資金，而錢非我所愛，它也不愛我。
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，有家中國餐館門口貼了張招人啟事。我被錄用了，決定先讓不愛我的錢進了口袋再見分曉。
想不到剛找到房子，熟悉了工作，就在餐館中遇到一位朋友。他在北部沙爾瓦多城賣檯布，生意不錯，但因言語不通，多次被稅務人員刁難，損失不貲。他看我一副落魄的德性，說願意負擔一應費用，力邀我同行。他說得很明白，我可以歷練我的人生，他則不僅可以壯膽，必要時也有人代他辦理一些文書等交際事務。
我的心又動了，雖然我不願意賣檯布，可是也很想瞭解這種行業的內情。畢竟社會包羅萬象，我不能先入為主，僅憑主觀就排斥某些行業。好在他並未邀我去賣，如果陪這位朋友走一遭，倒是個很好的觀察機會。
我們搭巴士北上，他沿途賣貨，我則飽覽各地風光。那些純樸的小鄉鎮幾乎都有著共同的模式：鎮中央是一座天主教堂，教堂前則是一個小小的廣場。每到傍晚，青年男女便各自打扮妥當，陸續由四面八方湧來。少女們三五成群，在場中搖曳生姿地走來走去，少男們則聚精會神地圍觀在外。不必言語，眼風眉角都傳達了無盡的情意。等到雙方神交成熟，自會很有默契地走向場外，隱沒在花團草叢中。
中、老年人也有他們的樂趣，在燃著油燈的酒吧間裡，一杯香濃的咖啡，或是一杯醇烈的蔗糖酒，幾位老友可以東扯西拉地談個盡興。即使話題扯完了，也不妨從頭再談，反正誰也不在意對方說些什麼，只要有人在說，有人在聽就行了。兒童玩的，千篇一律都是足球，從街頭踢到街尾，從早上踢到晚上，直到皮球共黑夜一色為止。
在我去過的鄉鎮中，所見到的婦女遠比男子為多，據說男人不甘寂寞，都到大城市謀生去了。她們常是孤孤單單地坐在空空洞洞的門口，偶而也有幾個人聚在一起。但在她們的身影上，青春消失了，回憶也褪色了。歲月以及為生活操勞的痕跡，顯明地刻劃出枯槁的面容。一個個呆滯無神的目光，僅僅隨著眼前的景象，下意識地移動著。
有些小鎮即使有電也因為電力不足，燈光散發著昏黃的影子，瀰漫在空氣中。好似一層光霧，亙隔在過去與現在之間，似有若無，令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怠倦和無奈。
憶及兒時，我有一半時間在中國鄉間度過，家中點的是油燈或蠟燭，也是同樣的昏暗。可是中國社會以家庭為重心，每天家人都聚在一起，孩子們吵得翻天覆地，大人們則忙這忙那，永遠有做不完的事。
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天地，明顯地將東西方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劃分為兩端，東方是保守的，安土重遷，人際關係密切，以家庭為單位，不論好歹都聚在一起。而西方則是進取的，重視個人的享受，追求自我的滿足，一有機會，便各奔前程。
前者在家人、親戚的相互影響下，很難擺脫長期形成的包袱，結果是彼此依靠，相互牽纏，但卻成敗共享。而後者端視個人的機會及能力，成敗皆獨自負擔，結果強弱貧富之間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
這兩種不同的模式，我認為都有其適應的大環境。面對一個遠景無限的未來，有足夠的空間和物質供人發展時，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及進取精神，很容易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巨大的成效。然而在相反的條件下，若同樣的標榜個人主義，則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競爭必然愈演愈烈，最後無可避免的訴諸暴力，社會的繁榮與個人的幸福遂不可能妥協。
今日科技的進步，導致了物質文明臻於鼎盛的巔峰，這正是西方文化發展的良機。東方文明的光輝因此被淹沒在工業化的洪流中，設若東方自不量力，拋棄社會的安定，一味追求繁榮。在可見的將來，有限的空間與資源勢將被無限的需求所壅塞、耗盡，人不斷地追求自我滿足，而人與人之間的依存性未改，家庭關係又已破產，那種空虛與無奈，不僅是步上了西方的後塵，還會在傳統觀念的失落中，產生無限的遺憾。
當我們到了「礦產州」的一個小鎮時，朋友病倒了，一連幾天看病吃藥，他身上的現金都已花光。我顧不得自己的原則，臨時決定去賣些檯布，以解決目前的困境。
本來我以為沿門按鈴必然會讓別人覺得不便，甚至遭人白眼。料不到巴西人非常好客，加上都喜愛中國手繡的工藝品。我每到一處，皆受到無比的歡迎，我又能說會道，居停奔相走告，左鄰右舍紛紛惠顧，不到三天便把那位朋友帶來的檯布賣了近半。
我原只打算賺些路費，經不住那位朋友的堅邀，算算看，三天進帳七八百美金，相當於我以往一年的收入。一再的失敗後，實在受不住重利的引誘。於是正式下海，與他合作，也做起「提包客」來了。
最後我們到了巴伊亞省的省會沙爾瓦多，那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山城，三面環海，大西洋的和風吹遍每一個角落。終年溫度都在攝氏廿五度上下，白天是晴空萬里，偶而在晚上下一點清爽宜人的細雨。每個人的臉上、身上都在海灘上曬成了古銅色，嘴角總是掛著笑容。見了人，也不管認不認識，開口就說聲：「你好！」
只有中國人例外，當地有四位提包客，各自劃定勢力範圍，不容他人染指。我一到就遭到圍剿，好像犯了滔天大罪，大有驅之而後甘的意思。
我應不應該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呢？我真打算以提包為業嗎？考慮再三，我決定放棄。但是我一到此，就迷上了這裡的風土人情，我可以不賣檯布，卻不願輕易的離開。為了生存，我訂下目標，只要賺到美金五千元就洗手不幹。但是合夥的那位朋友不同意，乾脆，我開始獨立門戶，從頭幹起。
自從離開劉先生的工廠後，胃潰瘍就一直令我痛苦不已，為了早日達到目標，我拚命的進貨賣貨。不久，不僅胃痛不止，大便出血，而且全身虛弱，時常眼前發黑。一天中午，在一個客戶家中，我再也支持不住，倒在椅子上動彈不得。
那位客戶是個就讀巴伊亞醫學院的女學生，名叫露西亞，為了準備結婚，省吃儉用地買了一張檯布。她家境不大好，父親很早就離家出走，丟下母親和她姐妹三人。家計全靠她母親為人裁製衣服，以及她半工半讀來維持。我很同情她們的遭遇，特別把檯布以最低價賣給她，而且分期支付，並常去她家聊天。
露西亞一見我的神態，忙把我送到附近的醫院，經過診斷，果然是胃潰瘍導致大量出血。醫生表示要開刀，我不同意，因為開刀費用極高，負擔不起。幾經商量，醫生說長期的靜養，每日按時喝牛奶，不能吃其他任何食物，或許可以復原。
露西亞知道我身處異域，在巴西無親無靠，無法休養，因此堅持要我住在她家，由她妹妹丹妮來照料我的飲食。不得已，也實在別無良策，我只好答應了。連續一個多月，丹妮看著錶，每小時強迫我喝一品脫牛奶，病情才漸漸轉好。
為了報答這份恩情，也為了解決她家的困境，我先是與她們合作，介紹親戚朋友來買檯布。等到她們業務熟悉了，便把生意全部轉移給她們。
這次的嘗試前後耗了差不多四個月，收穫之大卻遠非始料所及。在金錢上，全部結算下來，我大約有美金四千元的應收帳款，足夠生活多年。在經歷上，我徹底瞭解了提包的甘難辛苦。而最令我滿足的，是見到了上帝創造的巴伊亞這塊樸實的樂土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