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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荊棘
生意、專利、哀思、獻曝
零壹公司成立之初，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古多明尼奧( Old Dominio University )大學理學院院長鄭天任博士來看我。他的尊大人是三軍大學的教官，藉著鄭天任這次返國之便，特地介紹他與我認識。
鄭天任比我大兩歲，他才是真正的電腦專家，對中文也情有獨鍾。我們一見如故，雙方決定技術合作，我立刻把字庫的原程式交付給他。
鄭天任回美之後，成立了東方電腦公司，後來與美國新聞處簽約，設計了一套中文專用的資訊通訊系統。
一年後，蔣緯國將軍離開了三軍大學，調任聯勤總司令。特召我去，要我替聯勤設計供軍中使用的中文無線電傳輸系統。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
「邦復，我做事比誰都辛苦，做得好，別人說那是應該的！稍微做得不好，各種指責交相發難。今天有個很重要的任務給你，但是我卻沒有經費。你自己斟酌一下，如果你願意不妨先做，做成功了我才能跟你談下一步。」
有感於蔣將軍的知遇之恩，這種事自是義不容辭。然而，沒有經費，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！我想到了鄭天任，立刻打了個長途電話，看他有何建議。
「沒問題，這是我的本行，你先寄一萬美金過來，三個月可以交貨。」
那時零壹公司財源有限，員工都領半薪，一萬美金是四十萬台幣，錢從哪裏來？
說不得，只好借吧！那時葉條輝只剩下一個「台北房屋」，境況不佳，但是比起來他拔根毛也比我的胳膊粗。我硬著頭皮去找他，說明了來意。
「照理說四十萬不成問題，可是我沒有現金，全靠票子轉來轉去。」他一邊說著，一邊在一本帳簿中翻著，一會兒，他找到一張票子，對我說：「這張面額最接近了，可是只有三十五萬，夠不夠？」
像他這樣仗義疏財的人，世不多見，只惜不能用人，落得西楚霸王一般的下場。兩年後，我去了美國，公司財務好轉，而葉條輝已經回到台中。劉世文特別親自到台中去還錢。他後來對我說，條輝一眼已眇，情況不太理想。說起來別人欠他豈止千萬，自從他失敗後，還錢給他的，前後僅有這一筆！
三個月後，我如約去美國取機器，沒想到鄭天任所做的只是一台中文終端機而已。這事不能怪他，我們事先沒有談妥規格，只憑一句話，當然會出問題。
機器是運回來了，可是無法派上用場，因為性能連漢卡都比不上。聯勤的任務該怎麼辦？好在這時宏碁已經頗有規模，我只好請他們幫忙，以宏碁的系統與軍用的無線通訊系統聯結，完成了中文無線通訊。
這次在聯勤總部的發表會規模不小，由蔣總司令親自主持，動員了不少單位。那天的氛氣詭譎怪異，我原以為是專為我們所辦，一到會場，才發覺還有一批素未謀面的技術人員。這還不說，以往一到總部，就有總司令的副官陪送我去總司令會客室。這次則不然，一位少校把我攔下來，要我直接去會場。
我從來不在意這些細節，但心中已有預感，一定是有重要人士來搶這筆「生意」。如同一道閃電，我心中一亮，這不是好事嗎？如果有人想為國家做點事，我憑什麼硬要出頭呢？為了這次的展示，我已經焦頭爛額，經常要陪著宏碁的技術人員到聯勤的工廠去，自己公司都無法兼顧。我正在擔心如果事情成功了，我能放手不管嗎？當然，這是大生意，可是，我能賺蔣將軍的錢嗎？
一個我熟識的少校悄悄地告訴我，說來搶著服務的是王金土博士，他不知怎樣得到消息，便央請卜少夫出面說項。這本是好事，蔣將軍當然不會反對，只是指示下屬，由我先演講及示範。等我們示範完畢，如果還有時間，再由他們來表演。
原定的計劃是從早上九點鐘開始，我演講約一個半小時，現場操作示範半小時，剩下一小時由各軍種人員自由練習。我決定把時間縮短，留下一個多小時給他們，如果他們的東西好，技術高，就由他們來為國家服務。
十點半左右我們就結束了，王博士有備而來，印妥了厚厚一本資料，每位與會者都送上一本，偏偏漏了我的。我心中有數，一句話都不說。王博士開講了，他完全不提傳輸通訊，每句話都是以我的倉頡輸入法為靶子。
蔣將軍一聽就懂，他一眼看到我桌上沒有資料，特別止住王博士，笑著問道：
「怎麼只有朱先生沒有資料？」
王金土尷尬不已，連忙說：
「報告總司令，資料印得不多，剛好發光了！」
「是不是這裏面有軍事機密？」
「報告總司令，沒有什麼機密。」
蔣將軍便把他自己的那一本遞給我，笑說：
「既然沒有軍事機密，你就用我這本吧！」
王博士很有想像力，他不僅在資料中累有說明，也在會場上一再強調，他說：
「軍事行動最重要的是正確性，假如說有這麼一個命令：『旭日東升，攻擊開始』。如用倉頡輸入法，便成了：『九日日東升，攻擊開始』。」
為什麼他一口咬定倉頡輸入法會把「旭」字拆成「九日」呢？孫子兵法有言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我不知何以王博士如此，不知彼不能勝，所以我高掛免戰牌。
事後蔣將軍的副官說，總司令要我先研究王博士的資料，再去司令面前「申覆」。我則說，總司令要用哪一套，敬請自決。
第二天，那位副官到我們公司來，說總司令叫我申覆是給我面子，我怎麼這樣不識抬舉！我一聽，老毛病又發了，我說：
「請你回去上報總司令，我是做研究的，不懂生意！」
「誰跟你談生意？只要你去解釋一下。」
「沒什麼好解釋的！」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解釋什麼呢？說別人的不好，只有我的好，那不等於狗咬狗嗎？那麼說別人的好，我的不好，那我去又為了什麼呢？」
「總司令哪能什麼都懂？你該稟公處理呀！」他也上火了。
「我是當事人，當然有成見，中文輸入法一天比一天多，我自己的工作都來不及做，哪有時間去研究別人的輸入方法！」
事後冷靜下來，我是錯了，但是我也是不得已。蔣將軍做事再辛苦，他卻從來不必為生存、生活操心，我呢？為了這事已經損失不貲，再下去公司要關門了！
宏碁該付的錢都付清了，我們雖有些零星的收入，但已捉襟見肘，天天為錢操心。我想靠專利賺點錢，那時我已有三項發明專利，還有五六件在申請中。
一個國家的工業水準，看看專利申請的狀況就可知其全貌。因為技術全靠創見，沒有創見就沒有技術，沒有技術便只好淪於抄襲模倣。
數年前為了發展閃光燈，我曾吃過被專利所誤的虧。但我認為那只是個案，不能因為一粒老鼠屎而懷疑整個制度。這次申請的專利中，除了中文字形產生器外，還有中文打字機以及一個模擬人腦設計的「電路器」，是以不絕緣的塑膠粉與導電的金屬粉充分拌和，密封成為一體。體外有接腳，在接腳間，施以高壓電流，在程式控制下使之短路導通。導通後便成為一塊立體的電路板，為人工腦的一部分。
專利下來了，卻沒有人有興趣。大家都認為理論是理論，做不做得出來不說，能不能賺錢才重要。至於能賺錢的產品，到時照抄就是，今日投資才是傻瓜！
更令我灰心的，是在一九八○年申請的「熱轉印色帶」專利，那是為了配合另一個專利「熱轉印中文打字機」所申請的，我把它分為兩個部分，一是「電熱堆」式的打字頭，一是「熱轉」的色帶。前者一次就核准了，後者被打回兩次。
第一次專利局說理論不成立，需要樣品。我臨時用「奇異墨汁」澆在包香煙的塑膠紙上，等乾了後，把鉛字燒熱了，在紙上一按，字就印出來了。我把樣品再度送上，過些時，又給我退回了。理由是：「本項技術沒有實用價值」，專利局能知道什麼實用價值？我沒有再申訴，花時間、金錢不說，還要生無謂的氣，何苦來哉？
我申請專利的目的本為造福他人，但須防別人告我盜竊。後來一想，何不把自己的構想寫出，公之於眾？於是我動手整理，由日常生活到高科技，以至於未來的新材料等，共有數百件。草稿定名為《一千零一件》，然因飄泊經年，原稿散失無存。
專利局指責我的發明沒有價值，而五年之後，日本的熱轉寫打字機大行其道，不知道賺進了多少鈔票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日本人賺錢是應該的，誰叫他們的制度上軌道？
一九八二年，有位嚴道律師（現為董氏基金會的董事）代表香港的董之英先生，找到我們，表示願意投資。我們見面商談了幾次，董先生也特別由香港趕來，彼此都有志為社會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，所以倒是一拍即合。
董先生對中文電腦興趣不大，看中的是中文打字機，這更令我興奮。這時我手中已經有了兩個中文打字機的專利，其中一個是以倉頡碼為索引，控制一個縮影的中文字模底片，當所找的字定位以後，字形便投影在一個由積體電路所製的「電熱堆」打字頭上，另一端就可以用前述熱印的方式，透過可熔色帶，把字印出。
總之，有了董先生的投資，我便立即動手進行各項工程的設計，如字模、投影控制等，我們很快就做好了樣品。字頭則委托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代為設計及實驗，理論及設計細節上都有了共識，經費約需三、四百萬，董先生也同意了。
剩下來是「熱轉寫」的部分，董先生也同意另請專利律師代為申請。在我的計劃中，將來每台生產成本，如果以每月生產一萬台計，約需美金五十元。產量每增加一倍，成本就可以降低一個指數。
我們的約簽了，董先生第一批付款約一百多萬也匯到了，久旱逢甘霖，公司中一片喜氣。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，自己不像是生意人，每次談到錢就覺得滿心屈辱。做生意能不談錢嗎？當然，我可以找經營管理的人來主持，可是那又有什麼分別呢？
我的長處是思想，我的假想敵是人的私心，做生意能沒有私心嗎？讓別人代我循私，我就可以唱高調了嗎？當然，要生存在這個社會上不能沒有錢，要想發揚自己的思想，更不能沒有錢。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，要以非凡的智慧才能解決。今天我還未具備這種智慧，萬一先向金錢投誠了，我還有獲得那種智慧的機會嗎？
金錢本身是清白的，它只是一種信用的代表，問題在於取得金錢的方式。賺合理的錢？什麼叫合理？什麼標準是合理？
在當前的社會，合理是種自由心証，在我的理想中，未來由電腦負責所有物質的生產、供應，一定能使人人具備相同的生存權。至於多餘的享受，那就沒有必要平等，也不可能平等。這樣既符合人類整體的公平，又符合人性的私心，才能稱做合理。
在目前的階段，如果有一筆龐大的資金，就算是我「良知的借貸」吧。先發展出這種電腦體系，再以一個寡民的小國家做實驗，成功了自然會受到世人的重視。
誰會相信我的良知？又有誰能建立起此無上功德呢？當然，那一定是已經擁有金錢，卻又不做守財奴的企業家。我對董先生抱著萬分的期望，果真他是個守信而有眼光的人，我絕對有信心輔佐他成為歷史上的第一人。
是不是他呢？且走著瞧吧！總要有一個人先付出誠意的。我全面檢討了計劃的細節，色帶的專利不是問題，我有的是點子，立時想到了另外幾種可行的方案。「熱打字頭」也沒有問題，清大的那位教授保証，錢一到就可以動手。我再問嚴道，董先生的信心如何？嚴道也保証董先生是個知名的企業家，絕不輕舉妄動，更不會毀約。
言猶在耳，過了不到一星期，嚴道來電說，董先生緊急叫停。緣因大陸有位錢偉長，在香港推廣其錢氏輸入法，號稱為中國大陸的標準。董先生怕我們的產品賣不進大陸，所以決定放棄。以往的投資則視為貸款，待我們有錢之後，代他捐給孔學會。
這件事再一次告訴我，天下利器，唯至人得之。姜子牙八十始掛帥就說明了時機不到大事不成。我沒有灰心，繼續抱著同樣的態度，在各企業界中尋找有福消受的大德。台灣各大財團皆接觸過，包括國泰及台塑等。後來去美國、回大陸，又閱人無數。時到今日，我可以一言以蔽之：能力不足的人無能為力，而小有能力的人往往就自以為是，抱著一點成就躊躇滿志，所以中國人只能有小成而無大就！
在與宏碁合作之初，為了保障宏碁的投資，我自願將向量組字的專利權與之共有。當天龍成功以後，宏碁認為輸入法也應申請，於是我們又申請了倉頡輸入法的專利。
在我們推廣漢卡時，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經說過，文化是全民所有的，中文輸入法自然是屬於文化，我無權要求專利。因此，在徵求宏碁的同意以後，我們登報聲明放棄倉頡中文輸入法的專利，開放給各界自由使用。
有人說我傻，也有人笑我痴，更有人說，那是因為當時倉頡輸入法根本沒有人用。人如果太在意別人的意見，那就不要活了。在倉頡法被社會接受以後，又來了一批「專家」，認為我的發明不盡合理，隨意篡之改之，以致倉頡輸入法竟有十幾種版本！為什麼國人居然認為我這個發明人還比不上他這個使用者呢？什麼時候青出於藍的？
只因為我不收費，別人就認定我智慧不高？因為我沒有金權背景，別人就任意作踐我的心血？在著作權立法之後，也有人勸我申告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權，我一笑置之。何必跟這些可憐人作對呢？倉頡輸入法的成敗不在於一天、兩天，也不是這一代、兩代。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漢朝以後才彰顯於世的，真理要經得住考驗，急什麼？
美國有一家頗具盛名的電腦雜誌社，派了一位女記者來台採訪。不知是誰介紹她到零壹公司來訪問我。
她見到我，開門見山，劈口第一句話就問：
「他們告訴我，說你很特別，我想知道你有什麼特別的？」
「特別？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的。」那時我剛剛宣佈放棄倉頡輸入的專利，這算特別嗎？再不然，是因為我沒有學過電腦，卻闖進了這片天地？也有可能，我的所作所為，與同時代的人格格不入，所以有人說我特別。
「那你為什麼把辛辛苦苦的發明，公開給大家使用？」她拿出紙筆，準備記錄。
「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，中國文字技術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的。」
「你的責任？算了吧！」她很年輕，也相當漂亮，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，卻使臉上的肌肉歪到一邊了：「難道政府付你薪水了？」
「我是中國人，為我們的文化奉獻，就是責任！」
「別跟我來這一套，我們的雜誌只報導事實。」
「那妳要我怎樣說？我已經告訴妳全部的事實了。」
她的臉色更難看了，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裏去。她耐著性子，又說：
「你說實話，是不是得到你們政府補助了？」
「妳自己看吧，我這個辦公室像不像得到補助的樣子？」
「那麼，你期望政府補助你？」
「我不能說沒有期望過，但是我不相信有這種可能。」
「你以為我會相信？你以為我們的讀者會相信？這是科技的新社會，你有技術，你應該解決自己的問題，不要給我談些沒有意義的話！」
彼此的意識型態南轅北轍，她一口咬定我別有居心，爭到最後，我們不歡而散。她可以說是一怒而去，連一支精美的克羅斯金筆也顧不得帶了。
常有人問我，東西方文化有什麼分別，這是個很大的題目，我的答案卻很簡單，除了生活習慣不同外，只有發展時間的長短以及觀念累積的多少兩種差異而已。
西方不是沒有文明古國，但其歷史演進的規模遠不及東方之鉅大且複雜。僅以中國來說，五千年來，不論政體的變遷如何，人民的生活型態、文化的發展等始終是以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為重心。兼以文字相同，因為時間或地域的差異而產生的語音之隔閡，不致影響其認知，而得以形成一種融合型的多元式、連續性的累積文化。
因此，再怎麼西化的中國人，多多少少都接受了這些「傳統」的洗禮，本著歷史的教訓，知道在眾多的人口壓力下，法治有所不足，必須遵守道德規範，自我抑制。又在現實經驗中瞭解到生存競爭的艱困，唯有結合家庭的力量，唇齒相依。最後又認識到，人的力量與環境相比，實在渺小得微不足道，唯有個人的犧牲小我，才能有大我的幸福。
當然，這最後的階段只有極少數的聖賢能達到。一般說來，中國人多半保守、知足，從好處說是容忍、謙和、安定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則是愚昧、自私、不事進取。
在一個變化和緩的環境裏，就如一個清徹的湖泊，靜靜地徜徉在群山的環抱中。湖中魚蝦悠游自在，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，大不了有大魚如鯤，也有小蝦似泥的分別而已。
中華文明正如奔騰澎湃的黃河，環境變化激烈，直到黃淮平原才緩和下來。河中有種鯉魚，誕生後順河而下，在下游平緩的水域成長。鯉魚一旦成熟，便奮力逆流回溯，要躍上龍門才交配產卵。這種魚都健壯善泳，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，稟賦天成。
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，沒有中心的主流，盛衰強弱交替，此起彼落。由於國與國間、民族與民族間之生存競爭激烈，觀念、制度也不斷地調整、興革。不能適應的遭到了無情的淘汰，存在的也繼續在演變，終於導致了工業革命的產生。
工業革命後，物質生產導致了人類需求的丕變，平和安寧的農耕生活方式被激烈競爭的工商文明所取代，謙忍容讓的社會美德則被衝突吞併的策略所侵蝕。西方經過了百年的陣痛，建立了物質文明的規範，而中國直到十九世紀才發現黃河業已泛濫。
我們這一代正好是各個文化匯聚合流的時機，東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觸了，尤其是資訊時代的到來，文化的衝突更難以避免。基於型態的不同，人們難免開始反省，到底是哪一種文化比較優越？我們應該如何選擇？
站在人類的立場，我不認為有任何一種文化優於另外一種，就像人種之間的比較一樣。站在進化的立場，生存淘汰則全基於適應與否，也與我們觀念中的優劣無關。
今天若單純用物質條件來比較，誰都不能否認西方遠遠的領先東方。可是人是否能永遠自滿於物質的刺激，永無休止地追求那無窮的排列組合？另一方面，富裕的結果，人是否還能夠永遠保持其衝勁，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？
基於對人性以及地球資源的瞭解，我不相信有這種可能。如果人以追求物質滿足為目的，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資源，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斷的更新，需求更永無止境。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經在反躬自問，難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質的奴隸嗎？如果不是，這種跡近瘋狂的經濟競賽將伊於胡底？
問題在於人類是否具有足夠的智慧瞭解自己，如果沒有，人類本身必將是愚昧的受害者，直到毀滅的末日，都不可能得知答案。否則，在關鍵性的時機，人類必然會得到一些啟示，明智而慎重地選擇未來的前途。
東方的文化是人類經驗的長期記錄，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質文明興盛了，東方瞠乎其後。就像一些沒落的貴族後裔，當別人還在欣羨其家世的光輝時，這些子孫只顧販賣家當，把過去累世聚積的資產以及文物精華視為敝履。不僅不知珍惜，將之發揚光大，尤其深恨自己投錯娘胎，棄之唯恐不及。
最為今天的中國人驕傲的是所謂的五四運動，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竊居國之廟堂。他們眼中只有德先生與賽先生，把孔夫子、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廟中。他們崇尚白話文，降低了人的思維品質；強迫實施義務教育，遑顧人性的特質。以致上材受到拖累，不能盡其全功；下材不適其教，一個個成為問題青年。
不僅如此，五四殘餘的文化學者口口聲聲發揚中華文化，但遍觀一些「大師級」的鉅作，除了用些西方哲學的分類觀念，將中國思想削之縮之，硬套公式之外，我沒有見到任何一本著作，任何一個人，真正說明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是什麼！
我認為所謂的中華文化精髓，指的是在五四運動以前，一些中國讀書人的行為準則，以及在其遺留的著作中，字裏行間所抱持的中心思想！
相信沒有人反對，過去中國讀書人的態度是安貧樂道、逆來順受；抱持的立場，是無私無欲、清靜無為；所追求的境界，是天人合一、物我兩忘；所讀的書，是以《易經》為首的經典。
在這四類之中，我們總應該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！有人會說是儒家，但是更明確的說是「黃老思想」。這且不去爭議，因為老子的思想還沒有到流行的時機。
只說儒家的《易經》，今日的學者又懂了多少？為什麼胡適之、陳獨秀等這些大思想家，對《易經》卻說不出個所以然？是否不屑於學習呢？
有些不懂的人，偏又喜歡自命不凡：
「易經是迷信！」
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邊，就算中華文化是由迷信開始的，那麼迷信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呀！要不麼，乾脆一點，大義滅親，不要再談什麼「發揚中華文化」！要不嘛，就先花點功夫，學通了《易經》，再來談中華文化！
中國幾千年來前人的寶貴經驗，在今人心中早已難與西方抗衡。至此空有中華文化之名，卻無中華文化之實，成了文化斷層！
儘管我目前力有未逮，公司中僅有十多個人，我卻決定讓楊美芬專心學易，其他的事都不必管。我自己則直到十餘年後，中文電腦的硬仗打完了，卸下責任，才轉戰文化。
在西方，學者咸認為資訊時代將以文化衝突為主力，國內的學者居然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文化在哪裏？五四之餘威也就可想而知了！
西方紅樓一夢之餘，開始反省，正要借鏡過去的得失，以作為未來文化發展的參考。他們求助於東方，卻發現面前只矗立著一片文化廢墟，徒供憑吊惋惜。而在新興的工業城鎮中，無數西裝革履的黃皮膚黑眼睛，還在紅樓競艷，津津樂道地膜拜著西方文明。
不論個人願意與否，在環境的影響下，人的思想行為離不了其土根。現代的中國人儘管滿心想擺脫歷史的包袱，但意識型態卻充滿了傳統的價值觀念。對當前的西方功利主義欲迎又拒，在得失之間矛盾徬徨不已。
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來說，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團結，美國人最好合作。為什麼呢？日本是個島國，地狹人多，除了團結奮鬥之外，別無他途。美國人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，過去不堪回首，到了一個嶄新的環境，機會唾手可拾，自然各人自求發展，重視自我享受，只顧賺錢、發財。同夥做生意，只要能賺錢，大家全力以赴，當然合作愉快。
中國人則不然，在過去陰影的籠罩下，窮得怕了。心羨西方物質文明，從政從商，發財是主要的目的。可是在傳統社會壓力下，又必須保護聲名，才能在親友、族人之前維持顏面。即使已經名利雙收了，仍然意猶未盡，因自卑進而自傲，一定要掌握大權，封妻蔭子，儼然一個小小王朝，以期光宗耀祖。
就算移居海外，人種膚色、思想習慣在在與歐美人士不同，難以擺脫。無根可植，無枝可棲，又不得不認同自己的血緣、文化。不幸的是國力薄弱、政體分裂，加以黨派林立，各持己見。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中，民族觀念早已蕩然無存，雖然忠孝之心尚存，卻也左右為難。
因此，現代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，是包袱太重，人各一心，互難苟同。處身異域偏又心懷故鄉，以致首尾兩端，與當地風俗文化格格不入。這正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，如果我們真能體認到中國人就是中國人，大家相互容忍，把心裏的包袱丟掉，且不論東方西方、中國外國，有好的就學習，有壞的便揚棄，那我們還會有明天。
我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只能要求自己犧牲，如果連中文電腦都不能統一，還有什麼文化和社會的大道理好談？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，於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，在台視前的「名倫」西餐廳，邀請了電信局的陳德盛、資策會的楊鍵樵、宏碁的施振榮、神通的侯清雄、大同的林葉增、東元的顏世英、經緯的李音生、聲寶的莊先生、王安的陳幸良和星茂的王久華，連我共是十一人，同商大計。
我首先表明，中文電腦屬於全體中國人，應該採用最好的方法，我個人願意拋磚引玉，把我的方法提供出來，由大家共同評鑑。任何一種理想的方法，必然是最經濟、品質最高，人人能夠接受的。各廠商若能統一採用，才能更上一層樓。至於硬體與應用軟體則由各廠商自行設計，努力拓開市場，造福社會國家。
陳德盛及楊鍵樵二人全力支持，慷慨陳言。在場各人無不動容，都表示願意合作，只是要詳細研究，不能草率行事。楊鍵樵立刻在現場打了一通電話給資訊策進會董事長李國鼎，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。於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策劃小組，公推大同公司的林葉增為籌備會主席，訂下了第二次會議的時間。
楊鍵樵聯絡的結果也有了正面的回應，資策會委托工研院電子研究所所長楊丁元博士參加會議，並負責全面的評估。
第二次會議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時，人員略有變動，聲寶來的是位陳經理，星茂是溫國榮，王安是林榮生，經緯是位紀經理，神通則是朱厚天。
我先提出我的計劃，我將中文字庫、中文系統以及中文打字機等全部技術拿出來，希望有新台幣二千萬元的權利金。如果大家決議採用，由政府出資一半，各生產廠商出資一半。我則負責在半年之內，將各種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產生器發展出來，並製成積體電路。其餘產品則可在一年之內完成，供應各廠商使用。
楊丁元已獲政府方面的授權，立刻表示支持，擬先評估中文字形產生器的可行性，與會的廠商負責人也一致同意。於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術資料，由楊丁元領導的電子研究所先作技術評鑑，再決定下一個步驟。
過了一個星期，楊鍵樵找我去。他說根據楊丁元的評估，我的技術沒有價值，他有把握在三個月內做出比我更為完善的中文字庫來。
楊博士沒有錯，為中文奉獻，人人有責，誰能做得更好，就應該由誰來做。所以當楊鍵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時，我則很誠懇地期望楊丁元博士能兌現他的諾言。只惜事到如今，物換星移，楊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統不知在哪裡？
十二月九日，我接到電話通知，說李國鼎先生要在資策會頂樓接見我。我到時，他的秘書告訴我，會面只有十分鐘的時間，要好好把握。
當時李國鼎是資策會的董事長，是國家科技政策的設計者，他既然找我，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電腦的計劃。我誠惶誠恐，一見到他，就等著他的指示。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發上，似乎也在等我開口。坐了一會，他說：
「朱先生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我沒有找他呀！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當面向李先生陳情，但事先沒有準備，一時之間不知道從何說起。尤其是只有十分鐘，深怕一句話錯了，機會也就錯過了。
「請李先生支持中文電腦的發展。」
「所有的專家學者都告訴我，電腦是高級的科技產品，不適合用中文。」
「電腦是高科技，可是用電腦的目的是處理文字及數據資料，中國人不可能人人都會英文，也不可能把文字都改成英文。」
「朱先生，老實說，我不懂電腦，所以我必須相信專家學者，據他們告訴我，只要懂一百多個英文單字，就可以使用電腦。我們在中學就把英文列為第一外國語，照理學會幾百個英文單字，應該不成問題才是。」
「李先生，誰這樣說，誰就是有意矇騙您！」我說著說著就激動起來：「沒有只懂一百多個英文單字就夠了的事，任何一台電腦都有幾百頁厚的操作手冊，不看懂能用嗎？此外，電腦裏面放不進中文資料，我們中國文字及文化，在未來會是什麼下場？」
他想了一下，慨然說：
「朱先生，我見過的所有人中，只有你一個人有這種看法。我覺得你是對的，可是我今年七十歲了，還在為國家忙個不停。我不可能重新去學，也不可能反對一般學者專家的意見，我只能對你作精神上的支援，希望你能成功。」
李國鼎先生是台灣政府中唯一對科技有認識的領導人物，連他都受到那些眼光如豆、只顧抱著金飯碗的專家所影響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？不過這也是千古不變的定律，有心為國為民的領導者，若得不到有膽識有能力的好幕僚，充其量也只能維持一個小小的局面。同理，做為一個領導者，如果不能提綱挈領、掌握重點，則在當今繁瑣龐雜的技術時代，很難能認清真正有價值的任務和人才。
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實驗室，宇宙又何嘗不然？只要我們分得清楚，微觀和巨觀原本沒有區別。在每一個不同的層次中，都有其時空的特殊條件以及變化運作必然的定律。只要我們能夠把這些條件整理出來，人生，宇宙，又有什麼我們不能理解的呢？
宇宙進化的模式是人類前途所繫，身為人類一份子，我們能夠掉以輕心嗎？人類的歷史是種族、社會、文化興亡的前鑒，我們又能忽視嗎？
我認識很多從事科技工作者，他們往往自命不凡，自以為是天之驕子，將所知有限的技術當作個人求名得利的工具，罔顧即將導致的惡果。我常常勸他們，建議他們考慮一下歷史所啟示的教訓，而他們總認為過去的人犯錯乃是因為無知無能，所以歷史沒有參考的價值！
更有一些迷信科技萬能的盲從者，他們只看到科技創造的力量，不願接受科技破壞環境的事實。他們認定總有一天科技能夠解決一切，可是那「一切」指的是什麼，他們不知道，沒有能力知道，也不願意知道。
當然，我所指的這些從事科技的工作者，充其量只是些工匠而已。只因為今天電腦當道，物以稀為貴，電腦技術人員就不可一世，自以為是神了。
這些人算得上是科學家嗎？科學是有系統的學問，重視推理，由觀察、思考中先作假設，再以嚴謹的態度實驗分析，小心求証。他們所根據的是實驗記錄，所信仰的是理性，所追求的是真相。
歷史不正是人類的實驗記錄嗎？雖然那些記錄難免流於主觀，難免因為條件之不足而有所偏廢。可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加以研究、求証，找出其中的癥結來。過去之認識不足、見解不明以及所犯的錯誤，正好給予我們重新認知的機會，而記錄的事項更是我們據以參考的寶貴資料。
科學是什麼？只是物質文明的工具嗎？科學家呢？難道甘心為物質的奴隸，終身埋首在新物質的探索、新世界的開拓，而不顧人類社會的福祉？科學家應該是最具理性的人，他們不僅有科學的知識與態度，而且有人類的良知。知道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，知道應該如何避免，知道怎樣運用他們的技術、能力為人類謀取最大的利益！
既然如此，科學家必須先瞭解「因果律」，以人類的得失衡量前人實驗的結果。千萬不可急功近利，草率從事。否則能力越大，所可能造成的禍害也越大；影響力越深，所種的因果也越嚴重。
時到今天，我們都處身在因果的輪迴當中，悲也罷，喜也罷，誰也免不了承受前人所種的因。可是，只要人能夠覺悟，今後的機運還在我們的掌握中。從事科學工作者，在玩弄知識魔術之餘，是不是該有所警惕，謙虛一點，先向歷史請教一二呢？
如今不論在台灣或其他地方，科學家已經儼然成為社會的主流，取代了過去的貴族、僧侶、武士以及中國特有的科舉文人。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？除了拜時代之賜，物質供應豐裕外，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陳，尤其是精神生活已經接近破產的邊緣。
是不是科學家認為人只是一種吃飽穿暖就滿足了的有機物？是不是科學家在顯微鏡下面，看不到人類的不幸？是不是在科學辭典裡，沒有「精神需求」這個名詞？
記得有次我去參觀一個現代化的養雞場，裡面有中央系統的空調，噴著帶點清香的空氣；優美的背景音樂，輕快流暢；還有電動的運糧車，電腦調控的自動餵食系統…
我最難忘懷的是那位管理員，他駕著電動車，指點著一排一排整齊劃一的雞舍。裡面有無數紅冠白羽、精神抖擻，長得又壯又漂亮的雞隻，有的振翅高歌，有的則埋首低啄。其前邊下方有兩條流動的帶子，上面送來的是金色的食糧，下面送走的是白晃晃的雞卵。
那位管理員看著面前的「太平盛世」，志得意滿地說：
「各位，這就是科學的偉大，我們不僅能把雞養得肥大，蛋生得多，最有意義的是我們能讓被養的雞都感覺幸福無比！」
電腦界也不盡然全是功利之徒，有一段軼事很少為外界所知。緣宏碁有位銷售專員段曉雷，此人能說會道，頭腦清晰，也很有俠氣。而神通的劉大衛也是個性情中人，說話有點結巴，但在結結巴巴的後頭，常蘊含至理。
有一次，劉、段兩人不期而遇，且各為其主，爭得面紅耳赤。
兩人所爭的是公司領導人的能力高低及眼光遠近，在華光（神通的關係企業）及宏碁兩個公司中，以李振瀛與施振榮兩個總經理為例，究竟誰勝誰？
開始時難免各說各話，沒有交集。妙在兩個人都有求真的精神，他們得到的結論是，由段曉雷去見李振瀛，劉大衛會會施振榮，作一個客觀的比較。彼此並約定，如果得到了共識，其中一個人一定要放下成見，「棄暗投明」。
於是兩個人分別回去，為對方安排了交換訪問的時間。
事後，段曉雷承認李振瀛比較高明，也決定履行諾言。可是他辭職未獲准，尤其是當宏碁的老同事知道他要去華光，更是無法諒解，責備他見利忘義。段曉雷在進退失據之下，認為失信雖然不可，無義亦非所願，最後竟然悄然赴美，銷聲匿跡。
在零壹公司中，沈紅蓮則是位女俠，她個性直率，嚴於律己也嚴以待人，經常得理不饒人。姜有謨是文化中文系的，原在她的手下工作，有一次突然來向我辭職。我當然瞭解其中原委，便問姜有謨願不願意寫程式，他說怕學不會，我便直接把他調到程式部去。
不到半年，姜有謨邊學邊寫，寫了一套紫微斗數的軟體。林維江立刻找來一位角頭老大，打算開一個電腦算命的活動站。
那位角頭老大很有點頭腦，找人做了一個木頭人，裏面放一台蘋果機，一台打印機。在胸口有一個洞，客人只要輸入生辰，斗數圖就立刻輸出。
這個構想很好，但還需要加一點工，這便由另一位同事小董負責。小董做事拖拖拉拉慣了，一點小事答應了好幾次，一直不能完成。那位角頭老大很不高興，也無可奈何。這事大家一直瞞著我，角頭老大也不知道公司誰是老闆，只知道找小董。
有一天，我聽到三樓聲音異常，下去一看，很多人圍在那裏。小董被角頭老大抓著，逼到了牆角，緊抱著頭，一副狼狽不堪的德性。
「你說，你快說！明天能不能交貨！不說我就打死你！」老大手中是把鎚頭，離小董的頭還不到一尺。
場中人人都嚇得目瞪口呆，我正想上前，突然聽到一聲暴吼：
「你想幹什麼！」一個嬌小的人影由我身後越眾而出，我一看，糟！是沈紅蓮！
那位角頭老大回頭一看，也楞住了，他把小董放開，惡狠狠地打量了一下。原來是一隻散發著怒火的兵蟻，正面對一隻大甲蟲，努力搖晃著兩個雞蛋似的小拳頭。
全場鴉雀無聲，角頭老大舉著鐵鎚，竟然哈哈大笑：
「失敬失敬，原來貴公司有位女俠客！」
林維江也有俠氣，有次沈紅蓮代表中文部向程式部挑戰，比賽籃球。沈紅蓮是高中校隊，大學班隊，但中文部其他人不是文弱書生，就是纖纖佳人。
程式部僅熊黎民就堂堂六尺之軀，再加上幾位手長腳長，活蹦亂跳的少年家，這場比賽的盤口是一比一萬！
不管是冷戰是熱戰，中文部人人愁眉苦臉，唯恐有人提到球賽，萬一有人不識相，遇到中文部的同仁，問聲：
「星期天…」
答案是千篇一律：
「星期天我要去看電影，有誰請客呀？」
如果誰在沈紅蓮面前露出了一絲牙縫，就會看到一個美猴王大鬧天宮的景象：
「你是啥人？直教那姓熊的前來會我！」
熊黎民則是一副施施然狀：
「哦！哦！不忙不忙，到時自有分曉！」
星期天我趕到球場，兩隊正在操兵。只見那一端兵精將猛，籃球碰碰然，人球齊飛，一派袖珍NBA 的模樣。
另一端，坐的坐，倒的倒，腳酸手軟，遍地哀鴻。
本著人道精神，我正要宣佈比賽中止。不料在程式部中，突然衝出一員猛將：
「朱先生！我可不可以申請轉部？」
「現在轉部？」我一看，是林維江。
「不現在轉就來不及了。」
「好吧，你要轉什麼部？」
「中文部！」
球賽在抗議聲中開始，也在抗議聲中結束。原因是比賽太精采了，記分員變成了啦啦隊員，渾然忘了比賽的目的，記分牌上一直是零比零，最後勝負難分！
由於電腦是當紅的科技，是經濟利益的核心，想在這個圈子裏找義人，實在是緣木求魚。一九八九年，我曾在大陸見識到一位真正的義人。他符合了義的基本條件，即堅持原則，犧牲自己，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欒貴明先生。
有一天，有人拿一份人民日報給我，叫我看一篇討論中國資訊前途的文章。顯然大陸與台灣，一個老大，一個老二，就算有差，也差不多。文中提到大陸盜侵版權的現象嚴重，有很多輸入法即抄自我的倉頡輸入法。抄還不說，為了個人的利益，反而以倉頡為對象，大肆攻訐。文中對這種現象很不以為然，嚴正地提出討論。
作者是欒貴明先生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電子計算機中心。
一個人能路見不平，為一個素未謀面、無利可圖之人拔刀相助，這不是義人嗎？後來我到北京，特地與他會面，相談頗為投機。他早就看出電腦對文化的影響，也一直在這個園地中耕耘，但限於各種條件，能做的不多。
他也訓練了一批學生，把《全唐詩》和所有相關資料都建了全文索引庫，甚至於《古今文選》、《二十五史》等都在他的計劃之中。我看到他的成績，知道中華文化代代有傳人，心中大感安慰。
後來我回到台灣，由羅鴻進口中得知因為他堅持研究傳統文化而得罪了權貴，被迫離職。儘管如此，他仍然堅持信念，繼續艱苦奮鬥，在濁世之中殊足可貴。
堅持理念不是一句口號，零壹公司雖然只有近二十位員工，但一開門，處處要錢。平均我們每個月可以做四、五十萬的生意，開支卻在七、八十萬左右。
能借的都借了，沈紅蓮也設法借了二十五萬來，不得已，我決定把房子賣掉。內人很不諒解，我知道她關心孩子讀書的問題，一心想去美國。因此便騙她說我要去美國發展，她信以為真，於是房子賣了，得款一百五十萬元。
然後，我帶著她們母子，先去洛杉磯安頓下來。售屋的錢先充作公司開支，然後由公司每月按時寄美金一千塊過去。我則住進公司，以辦公室為家，開始了爾後十數年有室無家的歲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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