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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芒種
標準、去國、認同、雷達
中文打字機的製作始終縈繞於懷，有一次我在廣告中看到了一個四十個字位的座標繪圖器（Ploter），我如獲至寶。在我設計中文字庫時就曾經想過，向量結構其實便是座標位置，送到繪圖器上，立刻就可以「寫」出中文字來。當然，這種字並不好看，我又想到，只要重新設計一種筆，再用程式控制「筆法」，一定可以符合中文的書法藝術。
最有利的是這種做法的成本低，大量生產時可以降到三十塊美金以下。我想到就做，立刻叫林嘉勳用漢卡的結構，加一個鍵盤和繪圖器，外殼我則用壓克力版成型，不到一個星期，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緻的中文打字機。
雖然是利用現成的元件拚湊而成，且寫字的筆並不理想，但從各方面看上去，都令人愛不釋手。每秒鐘約可寫五六個字，要加快速度也不難，但是當時還沒有人打得那樣快。至於寫字筆也可以換，並且有多種顏色和粗細。
這只是實驗的樣品，我打算設計各種不同寬度的筆，以便寫出各種字體。現成的繪圖器只有四十列，是正常信紙的一半。我找到生產廠商，他們已經有八十字列的機種。在微電腦的控制下，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書系統了。
我拿給莊靈看，他特別為台視做了一次專題採訪。後來工業局長找我去，並介紹交通銀行投資五百萬，與我們公司合作生產。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，但這只是未來的遠景。目前卻因零壹公司的財務狀況不佳，我又不願借錢，各方面都要兼顧，吃力非常。
一九八二年年底，資策會通知業者，召開一個中文編碼會議。有二十多家廠商代表與會，我也忝屬其中之一。新聞界則有經濟日報及工商日報的記者。
不料主持會議的竟是何宜慈，記得上次溪頭會議時，他還很謙虛，自認為對資訊這個新興的行業一竅不通。沒想到事隔幾年，口氣已經變了，彷彿是君臨萬邦，他為了解救中文電腦界，設計了一套中文碼，要大家承認為中文交換碼，共同採用。
等他把細節一講，原來就是那套拚湊不全的「溪頭碼」，現在搖身一變，成了尚方寶劍！會場之中只有我與經濟日報的記者是上次的劫後餘生者。據何宜慈的說法，該碼是國內的一流專家，在他的主持下規劃出來的精心傑作！如果貴為「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」，居然也能掩耳盜鈴、一手遮天，我真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恥！
溪頭碼只是一種兒戲式、大家搓圓仔湯的應酬結果。會中吵吵鬧鬧，根本沒有結論，出席該會議的人士，也沒有人背書。我是全程參與溪頭會議者之一，從頭至尾大家都反對制定不成熟的國家標準。因為彼此都有此一共識，所以也沒有幾個人把溪頭碼當作一回事。當然，除了別有居心的少數人以外！現在，何宜慈據之以為進軍資訊界之法寶，實在令人齒冷！
我立刻表示反對，溪頭碼只有一萬三千字，而僅僅當時國稅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萬八，更別說圖書用字了。我認為中文交換碼理應包括所有用字，至於各家要用多少，基於應用的範疇不同，應由電腦公司自行決定。
何宜慈反駁說中文交換碼的訂定，是為了顧及業者的利益，字收不多是因技術上有困難。至於用字不足的問題，國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範圍。
我聽了心裡一驚！這正是我最擔心的結果，多年來我孤軍奮戰，何宜慈不知躲在哪裏？今天中文市場成了氣候，他就來個「鋸箭法」，削足適履，美其名為使業者有「生意」可做，骨子裏卻是要斲斷中國文化的命脈。
一萬三千字與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別呢？不正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嗎？民國元年國民政府公佈了八千字的「電報明碼」，早已成為國際上中文之通訊標準，既現成又省事，為什麼不就用電報明碼作為交換碼呢？我參與過國內多次重要的編碼會議，深知其中原委。字數不夠並非主因，實際上是有人希望表功，藉此爭取一席權威的地位。
早先的明碼設計考慮不週，八千字不夠用，才導致今天的各種困擾。而現在技術進步了，設備更新了，分明可以把六、七萬個字同時納入系統中，為什麼不趁著目前規劃之初，一次徹底解決？稍有大腦就可以看出來，一萬多字絕對不夠用，一旦大量資料建檔完成，再想修改標準，那就痛苦不堪了。
不僅外行如此，連目前大多數從事中文電腦工作的人，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統的規劃，沒有文字應用與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認識。有人甚至以為在電腦中放幾個中文，就算是中文電腦了。在這種前提下，對賣電腦的商人而言，用字越少成本越低，對設計的程式師也越是省事。那麼為什麼不用八千字呢？乾脆些，用英文豈不更簡單？
有些「誤人」專家還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，認為字數少可以節省傳輸的速度，兼顧與英文軟體兼容的能力。這種理論相當於說：因為中國人口太多，如果人少一點，不僅交通方便些，國民生活水準也能提高，我們甚至可以與工業國家匹敵。這種理論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，但也百分之一百的與現實不符。我們怎能改變中國人口眾多的事實呢？把少數民族忽略掉？再不然殺掉一半？
這種話聽起來十分荒謬，那為什麼只承認一萬三千字就不可笑呢？我們要使中國脫離貧窮、無知，要使中文電腦發揮文化上應有的效益，難道就沒有其他的方法嗎？時代雖然在進步，但是人性依然，無知、無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，總會想盡一切方法，為自己謀取巨利，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飾他們的私心。
真正的中文電腦應用者是戶政、地政、財稅機構以及圖書館，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。這套內碼如果不成功還倒罷了，只不過令市場上難以適從，遲早還會有改進的機會。萬一真的由國家立法，限制人民用字，其結果必然是幾代以後，中國人將無緣認識歷史上所用的古字，也就與中華文化徹底分道揚鑣了。（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，為了戶政的電腦化，戶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,5196字的字集。僅在北、高兩市試用的結果，就不足六千餘字，將來圖書館電腦化可能又要另訂一套標準了。不幸的是，當年大言炎炎的專家們此時都功成身退了，我以一介歸隱的老耄，猶要重做馮婦。）
我毫不客氣地當著各電腦公司代表及媒體記者，指責何宜慈說：
「這樣做是文化罪人！你說技術上有困難，那是你的能力不夠！我已經証明，在漢卡中已有三萬多字，此外宏碁的天龍、神通的漢通、誠洲的倉頡都有三萬到四萬個字。你不知道，不妨先問問他們！怎麼能把頭埋在沙中，硬說技術上不可能？反而要定一萬多字的標準？」我越說越氣，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修道人！
「你是生意人，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！」何宜慈也火了。
「你錯了，我不是生意人！我從事中文是為了文化，國家要我可以送給國家！」
何宜慈把手一擺，收起桌上的資料，說：
「我不跟你胡扯，我下面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，我先走了。」
果芸一直想打圓場，但卻插不上口。這時見何宜慈要離去，只得靦靦腆腆地陪他出去了。一時場面很僵，誰都不說話。
會場上一片寂靜，一會兒果芸回來了，問我：
「朱先生，你說要送給國家可是真的？」
「絕對不假，在場的有好幾位可以作証，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問題解決，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統建立起來。」
接著果芸徵詢在場各廠商的意見，大家都很支持一種共通而實用的方案。為了要証明確實可用，當場推派了三位工程師：宏碁的施崇堂，神通的劉大衛，還有一位是王安的，名字已經記不得了。由他們代表廠商共同評估，以定取捨。
我的技術計有三大部分，一是中文字庫，能在 64KB 的空間內，提供三、四萬字（再多也能擴充）。而且有各種字形大小、字體種類的變化。其次是中文系統，為了與英文兼容，中文必須考慮內碼的編排，以達到最高的效益。第三則是中文軟體，我們已經在「北極星」系統上開發了一套綜合文書、資料庫與表格處理的程式。
三位工程師評估後，一致認同，並建議資策會採用。十二月十五日，在資策會果芸執行長及黃為德副執行長的保証下，確定要在舊曆過年後，正式作技術轉移。
這次我深信不會再有變化了，誰都知道資策會就是政府的電腦管理機構，兩位負責的主管已向我保証過，難道還會錯嗎？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，初時對我的決定還有些不能諒解。我便向他們解釋我的立場，在大我的面前，小我是不能顧及的。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別的技巧，未來他們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，而非就此解散。
過了陰曆年，所有的移轉資料都準備好了，零壹已經停業，人人等待著。一天一天，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過去了，一點動靜都沒有，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對我們的技術有興趣的樣子。為什麼呢？我這一生永遠像是生活在惡夢中！
我打電話去資策會找黃為德，每次他都不在，果芸更不用說了。找不到上面的人，只好找幾個經理或工程師，結果不是人不在，就是一問三不知。
記得是四月三日左右，參加會議的經濟日報記者打電話來問我中文技術移轉的情況如何？我告以沒有消息，他則說他打聽的結果，有人指控我是共產黨，所以轉移的計劃可能有問題。
我聽了不禁心灰意冷，我知道共產黨的帽子一被戴上，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陸的企圖，先別談文化，我很可能連小命都難保。
我從事中文電腦工作本非為名求利，不過是為中國文化的救亡圖存盡一份心力而已。如果社會肯定我，我便有義務為這個社會多作奉獻，否則又何苦自取其辱？自己雖然對電腦軟體及硬體還有很多構想，且都有巨大的商業利益。可是在一個義人稀少的地方，利多適為大害。
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吧！「邦有道則仕，無道則隱」，夫子早有明見。既然有人視我為眼中釘，我何不退讓幾步呢？
我想到袁守謙，他曾是父親的部屬，父親在時曾囑咐過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。他目前位居高官，且參與國事，說不定可以打聽出一點消息。我一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電話打過去，袁伯伯說正要找我，卻不知道我的電話和住址。
他証實確有此事，照理這種小事不可能提到國安會。不論如何，那天科技小組開會是由國安會主席親自主持，會中討論接不接受我的技術轉移，主席手上還有一份指稱我是共產黨的報告，主席說：
「這個人既然是共產黨，如果共匪也用這一套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會場上一陣沉默，過了一會，有一位委員（據說是沈君山先生）說：
「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這個人的技術有沒有用，如果說因為共產黨用了他的技術，我們就不要用。如果共產黨決定採用三民主義，是不是我們也要放棄呢？」
下文沒有了，至於檯下有什麼動作，袁伯伯也不知道，他只是慎重地問我：
「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？」
「袁伯伯，先父不要錢，我也不要錢，但我絕對不是共產黨。」
「這個問題很嚴重，我建議你離開台灣吧！」
打字機也顧不得了，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後事，首先問有沒有人自願隨我流亡，結果只有沈紅蓮願意。這就夠了，事實上，也只有她能夠幫我。然後我把全部股權都轉移給員工，這才發覺為了技術轉移，公司財務已經快空了。
我又忙著安排些生意，同時抽空去基隆天顯宮，問最近運氣如何。大帝公說：
「快走吧！有小人害你，晚了就來不及了！」
「可是公司沒有收入，我還要做一點生意才行。」連神都這樣說，我也急了。
「不必，公司沒有問題，你快走，越快越好！」
「去哪裡呢？」我心裡想問的是，能不能去大陸，因為只有在大陸才能搞中文。
「你自己清楚，快走！」
「那我走了就不能回來了？」
「誰說的？一定能回來，放心！」
四月二十日我和沈紅蓮匆匆搭機離開了台灣，二十一日抵達美國洛杉磯，開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。
老孫來接機場我，要我們住他家，但因為我的妻兒也在洛城，我便婉拒了。
老孫給我介紹了一位美國律師，他有個中國名字－－萬佩鼎，曾從學於趙元任。他非常風趣而熱心，替我找合作對象，運籌帷幄。此外我又認識了一位蔣祥嘉先生，當時有五十多歲，四川人，曾經是國府駐美大使館的武官，老孫說他是鄧小平的表弟。
組織公司不是小事，等了一個多月，各方面都沒有進展，沈紅蓮決定回台灣去，我知道她回去不會有問題，但能否再出來則很難說。
我能留她嗎？連自己能否找到發展的機會都在未定之天，美國不比台灣，我一生已經毀了，怎能把她拖下水？我給她訂了週六的班機，心裡也作了最壞的打算，如果她不能再出來，今後要靠我一個人努力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切都是天意。
星期五上午，蔣先生與一位錢先生同來，說舊金山有一家美國公司，找我去設計中文雷達。我已經失去了信念，不相信一天之內能有什麼奇跡。沈紅蓮一走，我一個人獨撐大樑，恐怕力有未逮。錢先生認為反正還有一天，他自願送我們去舊金山，萬一不成，當天就可以趕回來。如果談妥了，豈不是皆大歡喜？
於是，由錢先生駕車，我們立刻趕到舊金山，找到該公司。大家談得還不錯，我們兩個人一個月薪水五千，是免稅的，支票要由海外撥付。
這間雷達公司透過蔣先生的關係，賣了很多導航系統給中共，當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。我知道這項工作難度很高，但卻咬緊牙關，先接下來再說。
蔣先生也到舊金山來了，他說中國政府邀請他和我回國觀光。我聽了受寵若驚，但是目前工作還沒有安定，我不能把沈紅蓮一個人丟在舊金山。蔣先生聽了，慨然把他的機票讓給沈紅蓮，叫我們一起回去看看。
傳言中，台灣政府一直在暗地監視中共大使館，我怕去大陸的事曝光後，自己雖沒有什麼可懼的，卻會危害沈紅蓮在台的親友及零壹的同仁。在去簽証時，我特別買了頂呢帽子，戴著黑眼鏡，神神秘秘地溜了進去，沈紅蓮雖然心裏也緊張，卻堅持不肯偽裝。當時的總領事是唐樹備先生，他很客氣，立刻給我們發了台胞証。
去國三十多年了，真是鄉音未改鬢毛催，回到過去逃離的故土，心頭的滋味實在難以形容。七月二十六日我們坐飛機由舊金山動身，第二天晚上到達上海上空。我俯瞰地面，一片漆黑，偶而見到點點燈光，簡直比汪洋中的船隻還要稀少。
飛機著陸後，我們走出機艙，經過空曠而不甚開闊的停機坪。大家魚貫而行，來到一所矮小的兩層樓樓房。昏暗的燈光、濕熱的空氣，使我無法相信這就是亞洲最大的都市－－上海，更不願相信腳下踩著的就是聞名已久的虹橋機場！
我一向反對物質文明，但是，眼前所看到的讓我不禁懷疑，這就是中國嗎？顯然，中國是貧窮的，但窮到這個地步，簡直比巴西的聖路易市好不到哪裡去！國家窮，人民必然生活困苦，雖然平常看到不少報導，但是總與親身體驗有一段距離。
候機室中有幾個十七八歲、身著寬鬆綠色軍服的姑娘，正在嘰嘰喳喳地說笑。我試著與她們搭訕：
「請問你們是軍人嗎？」
「不是，」她們笑了，一個人說：「我們是海關人員。」
「啊，上海經常是這樣熱嗎？」
「一會兒就好了，空調剛剛打開。」大陸上把冷氣叫空調。
「空調剛剛打開？」我根本沒動腦筋，順口說著。
「為了省電呀！哪能像你們？你是美國人吧？」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說。
「不，我是中國人，我在家也是一樣，不用就把空調關起來。」我是想討好她。
「我可不一樣，我家沒有空調。」那位姑娘說完回頭就走。
這種情緒似乎到處可見，尤其是店裡的售貨小姐，那副晚娘臉遠比五十年代我在台灣見到的公車小姐還要難看。
有一次，沈紅蓮想要買本辭典，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華書局去找。那些服務的小姐一個個坐在櫃台後，相互嘻笑，不論客人問什麼，她們都不理不睬。最後沈紅蓮總算看中了一本，問一位小姐要多少錢，問了好幾次，她可算開了金口了：
「多少錢？妳買得起嗎？」
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共產黨的教育不是強調要為人民服務嗎？如果說一年半載不能改變一個人，我可以相信。但是大陸實行共產主義已經三十多年了，多多少少應該有助於人態度的改善。更何況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禮著名，怎會變得如此乖戾？
到了北京，統戰部招待我們住在北京飯店，一個人一大間套房，非常闊氣。我一向窮慣了，這般享受心有不安，加上囊中羞澀，什麼送禮呀、小費的一概裝作不知有此一說。而且一再聲明，我最欣賞共產主義不送禮，不給小費的習俗！
統戰部也派了兩位官員招待我們，一位姓林，一位姓王。在大陸半個多月的時間，他們一直陪伴著我們，從北到南，安排行程、接洽事務，非常辛苦。由很多細節上，讓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們的紀律以及服務的精神。
在北京，我們參觀了故宮、十三陵、香山、北海，吃過聞名的仿膳，也爬上了「是好漢」的長城。這些景物並沒有激起我多大的衝擊，因為要瞭解一個時代，必須從人下手。北京雖然到處是人，但是要看透人心，卻不是件簡單的事。
在參觀明孝陵時，看到地墓中掛著一個說明，後來每到一個地方，都沒有例外。那些說明千篇一律地都是嚴詞譴責封建君主的勞民傷財，浪費民脂民膏，建造了這些沒有價值的建築。是嗎？如果沒有這些古蹟，每個人吃得肥肥胖胖的，死了以後還要歷經千萬年才能化成石油，這樣的中國人有什麼價值？中華文化的証據何在？今天的中國人，又能有什麼值得自傲的？如果以貶謫先人為樂，不妨想想自己的將來吧！
有個清晨，我和沈紅蓮走到故宮旁的原御花園（現已改為「工人勞動宮」），我打算瞭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想法。門票是二分錢人民幣，進到裡面，是個極大的花園。有假山假石，盆景花木以及各種雕樑畫棟的建築。但是一眼望去，黃土鋪地，寸草不生，無法感受南國花園襲人的綠意。
北京雨量不豐且多風沙，能有這麼多花木已屬難得。地上很乾淨，一定是常有人打掃，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。園中到處是人，多半是些老者，有的在練馬步，有的打太極拳，還有人在樹下或牆前半蹲半坐，雙臂虛抱，彷彿懷中有個大缸。
花叢之間有一些長條的座椅，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。我特別想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，因為這才是最真實的人生。
我也找個空位坐了下來，身邊有好幾個老太太，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著前方，偶然回過頭來，與旁邊的人有一句沒一句地搭上幾聲，也聽不出什麼主題來。
這代表了什麼呢？可能是人際關係淡薄，也可能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信心。我知道，當人與人之間無話可談的時候，就表示人已經被孤立了。對這些老年人而言，不論從哪一方面看，他們原本就所剩不多，如果連身旁的事都提不起興趣，那又代表著什麼呢？
離開北京後，為了觀賞祖國風光，我們要求搭火車南下。途經淮河平原，先到南京，再渡江去南通，探視沈紅蓮的奶奶。然後再去蘇州、杭州，經上海回美國。
我們坐的是「軟臥」，四個人一間，倒頗為舒適。天一亮，我就注目窗外，連續幾個鐘頭，盡目望去一片無涯的青蔥，完全不是過去想像中荒涼殘破的淮河平原。至少，我相信人民溫飽應該不是神話了。
在南京時，我們住進一所寧靜的賓館。參觀拜會之餘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倒是南京市內大馬路兩旁高大的梧桐樹。因為沈紅蓮是南通人，所以統戰部特別在行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訪。南通在長江北岸，離開南京後，要坐渡輪過江。
我們晚上八時離開賓館，天氣熱得像是在火爐中一般（氣象報告說是攝氏三十八度，實際上是四十二度，政府為了避免民眾慌亂，特意少報），老林笑說南京正是長江三大火爐之一，我們來得不巧，正好挨烤。
這真是世界奇觀！只見南京大馬路的路肩上，密密麻麻地睡滿了民眾，從賓館到碼頭，汽車走了半個小時，我就沒看到過一塊空地。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有這種耐性，大家居然整整齊齊地，像是逃難，卻又像露營，全城都露天而眠。
一到碼頭更是人潮洶湧，看熱鬧的、等著上船的統統擠成一堆。誰都不知道誰要幹什麼，反正有人往這邊來，也有人往那裡去，大家擠來擠去。這時我早已汗流夾背，眼鏡片上一層霧氣，在人群中熱得頭昏腦脹。
統戰部南京的「部長」也來了，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，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。我以為部長一定是大官，他們告訴我，在編制上各地都稱為部，頭頭都是部長。大概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之一吧，名義上不分階級，但內部階級分明。
那位老部長在前開路，被擠得東倒西歪的，我見到有些人欺負他老，故意推他撞他，不由得火冒三丈。尤其是沈紅蓮，她那份俠情又被激發了，一副火山即將爆發的模樣。顧不得自己是客，我連忙擠到那位部長的前面，打算跟那些惡客講理。
老林緊跟著我，看我神情不對，忙把我拉住說：
「今天實在太熱了，別急別氣。」
「可是，他們為什麼一點也不尊重年紀大的人呢？」
「唉！沒有辦法！文化水平不夠嘛，原諒他們吧！」
在台灣讓貴賓免於困擾的方法是利用特權，任何貴賓都有相當特殊的優待。據我所知，當時去大陸的「高科技專家」並不多，我算是頂重要的貴賓了。而對我唯一的優待就只有住宿，因為旅館嚴重不足，經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別的招待所裡。
我還有什麼抱怨的呢？難道希望有警車開道？保鏢護衛？
沈紅蓮的家人很平實，生活算得上是小康，逗留了一天，轉程蘇州、杭州，參觀了留園、西湖，最後到上海搭機，於八月八日返回美國。
剛回到RDI 公司，蔣先生又帶來一封邀請函，請我參加九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文信息會議。蔣先生認為我應該回中國服務，我也頗有同感。尤其是中文電腦的技術正在轉捩點上，如果沒有掌握到正確的方向，未來要付出的代價一定不小。
由於蔣先生的關係，雷達公司沒有刁難，只是比爾有個條件，如果大陸有意與我合作，他要分一半的權利，我很痛快地一口答應。不料比爾又提出一個條件，要我與他的律師同去，而且不管任何談判，都要有律師在場！
蔣先生悄悄對我說，不妨先答應他，大陸方面會為我安排。果然一到北京的機場，在行李通關處等行李時，突然有兩個陌生人走到我們的面前。一位攔在那位律師前面，一位把我領到特別通行口，連行李都沒有檢查就出關了。美國律師只好傻傻地排著隊，不知所措。到了北京，我住宿的旅館也另行安排，一切對外保密。
大陸稱電腦為計算機，由四機部的計算機管理局掌管。我一去，就安排了一個星期的講學，講解我的中文系統觀念。
我將中文打字機的樣品及藍圖送給計算機管理局，希望他們大量生產，以利中文之應用（不幸多年後我再去探詢下文，該機竟然下落不明，不知所終）。我從他們的態度上發現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現象，他們一再強調在五○年代，其電子技術明顯地優於日本。對於目前的落後，他們雖不否認，卻流露出自卑與自傲夾雜的複雜情緒，我立刻警覺到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戳破那急欲掩飾的怨恨。
只要是重視技術的人就必然重利，因為技術就是利的結晶。急功近利的人如果能夠做到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」就相當不錯了。我不能怪他們，但又不能不表達我的看法，表達的結果與在台灣差不多。在台灣，有人打小報告說我是共產黨，這裡他們說得比較含蓄，只認為我上了國民黨的當。
我最關心的是他們的「國家標準碼」，只收了六七六三個字。堂堂大中國的國家標準竟抄襲自日本的工業標準碼（JIS Code )！如果說禮尚往來，過去日本自中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，如今物歸原主倒也說得過去。可是連日本人都知道，文化用字難以規範，為了工業上的需求，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為「工業標準」。中國人大概以為日本人智慧較高，再不然認為現代中國只需要工業就夠了。所以日本的工業標準，搖身一變竟成為中國的國家標準！
我告訴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屈就，即使是收兩萬四千字，也可以設法與英文系統兼容共存。但沒有一個人聽得下去，工程師的心態和我在台灣所見一般，咸認為六千字已經太多了，多得他們都認不得。最好像英文字母一樣，二十六個，最容易處理。
另外一個錯誤的觀念是放著大量無所事事的軟體工程師，不讓他們徹底瞭解系統觀念，也不自行開發系統程式。卻發動了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的第六所與四機部合作，大搞各種「漢化」程式。
所謂漢化是將原程式所顯示之英文字符改為中文，如此而已。在技術層次上還趕不上我們當年在零壹修改其他的電腦，使之能處理中文。這樣的不思從頭研究，在未來的發展上，絕對是一條「此路不通」的死衚衕。
為什麼呢？軟體的價值即在於程式技巧的應用，如果工程師只看程式的外表，而不深究其結構內涵，就得不到技術的精髓。把程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，而自行開發軟體則非常困難。沒有人不願意做容易的事，到最後除了依賴抄襲之外，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費了。
本來我還抱著一絲希望，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，我會留下來，死心塌地把平生所學，報效給知人善用者。不幸，這一點點卑微的奢望，從台灣到大陸都行不通。似乎所有搞技術的，都得自行揚名立萬不可。「文人相輕，自古皆然」，只要略作修改，把「文人」改為「同行」就傳神了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旅館休息時，服務台打電話上來，說樓下有位我的親戚來找我，我請他代為拒絕。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我來此，更沒有什麼認識的親戚。上次我到北京來時，曾經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，到四機部大做生意。所以一碰到這些事，我寧願得罪人也懶得答理。
不料那位「親戚」很堅持，竟然找到我的房間來，服務人員阻攔不住。我開門一看，服務員旁邊站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和一位紳士。我遍搜枯腸，始終沒有一點概念，不知是哪門子親戚。那位婦人看我一臉神情茫然的德性，便說：
「你是朱先生吧？我是先芙，蔣祥嘉的表姐。」
聽她滿口的四川土音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是鄧小平的妹妹！我忙向服務員道了謝，解釋說，的確是我的親戚，同時將他們兩位請進屋來。
「蔣先生說你很愛國，很想回國為祖國效勞，所以我特別來看看你。」
「不敢當，我是受到蔣先生的感召回來的。」
「愛人在哪裡？有幾個娃娃？」倒底是女人，最關心的還是家事。
「愛人在美國，有一個娃娃。」愛人兩個字很不順口，入境隨俗吧。
「娃娃多大了？」
「十六歲，讀高中了。」
老實說，我不敢相信面前這位和藹可親的中年婦女，居然就是中國頭號強人鄧小平的妹妹！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裝、黑布長褲，頭上是清湯掛麵似的齊耳短髮，腳上穿著一雙布鞋。由她說話的態度以及我們交談的內容來看，她完全是一個土裡土氣的鄉下人，而且執著於家庭、親情，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傳統婦女。
她對我的生活垂詢甚詳，由於我的四川話還沒忘掉，談起往事時，真好像是親人一般。我們談到很晚她才離去。臨走時還一再吩咐，有事可以找她。
第二天我把這件事告訴統戰部的接待人員，他們聽了，搖頭不信，說一定是騙子。因為以鄧小平的身份，他的妹妹不可能這樣隨隨便便地出來。
我不認為是騙子，但心底未嘗不在懷疑，鄧小平的妹妹怎麼會這樣平實？我過去所接觸的任何人，只要有三分地位，就必然有七分排場。我相信物以類聚，人以氣集，她果真是鄧小平的妹妹，那鄧小平不僅是個政軍奇才，更是一位品德高尚、志節出群的偉人。
統戰部的人打聽了一陣子，回來對我說，那位鄧先芙真的是鄧小平的妹妹。而且早年就加入共產黨，參加長征，建立過不少汗馬功勞。但是生性不喜歡拋頭露面，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。言下還很有些遺憾，錯過了見識這樣一位大人物的機會。
至於中文信息會議的過程，不外一些應酬文章，乏善可陳。我已事先講好，把座位安排在大陸各界專家這邊，上海科委的劉建民也在座，我們曾在美國見過。他大感詑異地問我，是什麼單位接待我的。我告訴他是統戰部，他立刻向大會抗議，因為他認為我是他邀請的客人。
我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後來才知道我的邀請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發的。領事館交給蔣先生，而蔣先生沒弄清楚就通知統戰部接待我。到了北京，統戰部又認為我是電腦專家，便把我帶到四機部的電子計算機局，成為局裡的貴賓。
原來不過是場誤會，我答應再去上海，也講學一個星期，這才把事情擺平。人生的機緣很難說，如果先去了上海，打字機可能付之生產了。緣在美國見面時，劉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機，一聽說我送給四機部，他失望得只是說：
「可惜了！太可惜了！」
「不會吧，我看他們也很重視。」
「你等著看吧，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，絕對看不出打字機的價值！」
我回到美國不久，突然有天半夜，電話聲響起，那一端竟是聯合報的記者！他開門見山的問我是否去了大陸，我承認是去開中文會議。他又問是否打算回大陸工作，我則老實告他，目前還沒有計劃。
過了幾天，台北公司的同仁寄來一份聯合報，上面報導了我去大陸的越洋專訪。同時又附上了一份舊的，那是在我離開台北的第二天，報上說我經營公司不當，欠了幾百萬的債務，最後只好一逃了之。我看了只覺得好笑，報紙的可信度不過如此，連當事人都搞不清楚，一般讀者到底能知道幾分真假是非呢？
我開始在雷達公司上班，先把雷達的軟硬體作了一番通盤的認識，然後再來研究應該如何動手。一研究之下，發現問題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。因為操作時人所看到的訊息都在一個「雷達繪圖裝置」上，也就是一個專用的監視器，只要能將顯示的訊息改為中文，就一切都解決了。
難的是硬體及軟體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處，所幸我早就想過這類問題，我的潛意識隨時隨地都在設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。
我先研究硬體，發現監視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*15大小，這樣兩個英文字的空間（15 *15）剛好可以湊成一個中文。此外其英文字符貯存的方式，是以ASCII 順位連續燒在一片唯讀記憶體中。由於雷達專用術語不多，沈紅蓮負責將之譯成中文，而且限制在九十六個字以下。我只要再重燒一片中文字形，再將程式中的英文改成所譯的代碼即可。
但是為了找尋顯示英文字符的程式，花的功夫可就大了。程式部的經理自詡他們的說明文件準備得極為充分，所以程式一看就能瞭解。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在美國，軟體程式師流動性很大，那些程式早已換手多次。而幾位現職程式師，花了三天的時間，一直搞不清在那成疊的文件中，什麼是什麼。
我等不及了，決定從頭找起，我寫程式一向都要求精簡，沈紅蓮戲稱我為朱 3K 。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美國人寫的應用程式，其臭其長幾乎嘆為觀止。當我告訴他們希望有一份列印出來的全部程式時，那位經理面有難色，問我說：
「什麼時候要？」
「什麼時候都可以，但是為了爭取時間，當然越快越好。」
「快不起來，因為這個程式印一次要好幾天，要好幾箱列印紙。」
「好幾天？程式倒底有多大？」
「大概有兩三百萬個字元？」
「兩三百萬？不是用組合語言寫的嗎？」因為組合語言最精簡，我寫程式到今天，全部加起來還沒有寫到三萬個字元。
「那麼只印控制監視器的那一段如何？」
「怎麼印？天知道那段程式在哪裏！」他不禁惱羞成怒，一肚子怨氣都傾了出來：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不用英文呢？我們做什麼，你們用什麼，省掉多少麻煩！」
最後只好由沈紅蓮與我自行動手，幸虧上次她為神通改寫中文字庫時所用的系統就是眼前這一套。沈紅蓮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調出來，一段一段仔細地檢查，找了一個多星期，只把有可能的幾個檔印了出來。結果印出來的程式，幾乎有一個人高。
我一面檢查程式，一面感慨萬分。這種程式可以說完全是垃圾，既無章法又無結構，大量利用一種美國人最驕傲的巨集 （MACRO）形式，無限量地浪費寶貴的時空資源。巨集形式原來是很好的構想，有些不斷重複的手續寫起來太繁瑣，利用巨集指令，程式師只要設計一次就可以隨時取用。可是把巨集用得恰當卻不容易，因為工作的重複並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樣。懶人便用笨法，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寫在一處，要用時順手就抓一個。
這事好有一比，人每天要出門，便設計一個程式專寫出門。但出門方向不一，沒關係，程式先出門辦完事，回來才發覺方向錯了。方向錯了又可以修正，於是又有一段修正程式… 如此類推。程式師會說：
「你看我多聰明！所有的情況都考慮到了！」
只有一點他沒有考慮到，真要出門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，他的方向早就決定了！
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進度，認為兩個人一個月可以完成。雷達公司內部開了一個協調會，沒有人相信，因為不相信，就都認為我不是個騙子就是外行。可是沒有中文不能交貨，騙子也好，真功夫也好，反正損失不大，試試看有什麼關係？
關係在面子，因為硬體及軟體部門的經理都堅持說天下不可能有這種技術，尤其中國人懂什麼？找中國人做有損尊嚴！
他們開了一天會，我則在場外備詢。最後由於比爾的堅持（他的理由是中國對我那般重視，絕對不可能是騙子），又為了交貨，不得不讓我試試。
硬體部門有位老技師，我曾經和他討論過，他知道這計劃行得通。公司很慷慨，連那老技師在內，三個人給了一個月的時間，一定要做出來。結果我們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，從此公司上上下下，人人對我們刮目相看。
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時可以認知的，我從小就喜歡硬體的電子、機械，如果不是當年那位程式師把我氣得一佛出世，怎樣都不會改玩軟體。孰料軟體正適合我的創造力，無限的時空全都在思維邏輯的控制下。多年來的經驗証實我只要明確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也只要我有機會動手，從來沒有失敗的例子。
絕大多數的電腦從業者都只將電腦當作謀生的工具，我則不然，我一直在找尋一種理想的工具，以實現自己腦海中的構想。電腦之有價值就在於有了可以隨意控制的軟體，當然，電腦也有「遺傳」上的機能，再透過一定的手續，新的設計就成為它的「經驗」。這不正是人類進化的縮影嗎？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天，人改變程式卻只在須臾之間。
為此，我完全站在「天」的立場，來看待「人」的替代品「電腦」。我必須敬重電腦的尊嚴，寫程式要像藝術創作一般，精益求精！一旦精通了電腦的各種細節，不論要用電腦做什麼，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沒有做不到的！
比爾信心大增，表示要投資五十萬美金和我們合作中文電腦。我便將林嘉勳找來，打算以 IBM PC 為基礎，完全利用軟體，將之設計成中文電腦。
此外我看到雷達公司有一種船上用的衛星定位系統，可以改成汽車上用的地圖系統。比爾一聽，半響不吭一聲，過了一會，他才說他認為應該先做中文電腦。那位老技師後來偷偷告訴我，說比爾在硬體部成立了一個小組，專門研究汽車導航。
茜茜莉沈是Ether net 的設計人之一，與超大型積體電路(VLSI)之父卡維米德過從甚密。她知道中文的潛在市場，很想把中文系統放進一片超大型積體電路中，朋友介紹我與她見面，看看能不能夠合作。
這時，我正在與沈紅蓮兩個人，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做中文的概念結構。我在巴西教音樂學院的同學中文時，就發現中文文字結構中，有一種字義的「概念分類」。人只要熟悉了其分類特性，就很容易瞭解中文的意義。
比如說，「車」是一種概念，由於車的用途很廣，人在陸上的行動都必須用到車。久而久之，車便自成一類，在「車」字之前加上動力或功能種類者，有戰車、火車、牛車、汽車等；在其後加上部件，則指屬於車之部位或結構的車頭、車輪、車軌、車廂等。從造字來說，把「車」字視作分類字首，則所有從車衍生之字，如輪、軏、輎、軹等都可以組合出來。
我在倉頡碼的設計中，已經有了概略的分類，至於細部的定義則一直沒有時間去做。現在正好利用時機，每天下了班回到公寓，便開始了分類的工作。
我用四個字元分別定義為四種形式，再以八種特徵做細部的描述。這樣一來，每個中文都可以用四字元或者三十二個位元來表達。
再以「輪」為例，已知其屬車部，是車之一種部件，第一字元定義其詞性及用法；第二字元指其位置在下接觸地面，能滾動，由軸與體接；第三字元定義其形狀，圓形，有內外結構，充氣；第四字元則說明其材料，性質等。
當文字與文字組合成詞組時，就根據一定的組合規律，查各字之間的交集，以得知所代表的涵意。如「一個車輪」指車之輪，因其交集為車及部件，但如「一輪明月」，其中輪與明無交集，但與月有交集，兩者皆為「圓形」，月與明有交集為「光」。是以我們知道此輪已非車輪，而為一種有光的圓形物。
我之所以要動手做概念結構，是受到日本「第五代電腦計劃」的衝擊。日本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民族，因地緣的特性，日本人隨時隨地都心存危亡，力求自保。偏偏鄰國是個大而無當鬆鬆散散的古老民族，強盛的時候固是不可一世，羸弱的時候卻也亡不了。日本人永遠在危險的邊緣，所以必須隨時保持警覺。
一旦日本強大了，最安全之策自然是把中國大陸據為己有，才能一勞永逸，才有本錢效法中國人的大而化之。
日本目前已經是超級經濟大國，假如第五代電腦的計劃能夠成功，中國必亡！只要瞭解什麼叫做第五代電腦，就知道為什麼中國危在眉睫。
在五○年代，當第一代計算機開始發展時，美國學者就提出「人工智能」的可行性。他們認為人的思維可以透過符號表達，而機器能應用符號，而且工作效率最高。只要能把人所瞭解的符號設計成為計算機能應用的形式，機器何嘗不能有人的智能？
一代一代的研究下去，雖然很多人失敗了，但是計算機的功能卻突飛猛進。每次當一批研究的人放棄了多年的心血時，就有另一批人藉著新一代的計算機，又興緻勃勃地展開新的冒險。由第一代到第三代，一個一個希望幻滅了，他們並未絕望，只是認為當前計算機的容量及速度尚不夠，必須再提高千倍以上，當量變產生質變時，問題將迎刃而解。
日本在電子領域的成功全是靠美國人的發明，如果日本人創先開發出容量及速度都超過當前一千倍的積體電路，豈不是一種劃時代的發明？更何況果真量變產生了質變，日本也就有了人工智能的技術。
所謂人工智能的技術，是指將人的智能轉移到非人的機械上的一種技術。其中包括觀察、辨識、語言、記憶、思維、判斷、控制等項目。
以日本雄厚的生產實力，只要把人工智能的技術應用在軍事上，在他們現代化的流水生產線的一端輸入材料與能源，而輸出端則是千千萬萬整齊劃一、精神抖擻的「鐵甲武士」。這些武士心狠手辣，打不死，累不壞，只要原料無缺，就可以生生不息！果真這種鐵甲大軍臨境侵入，其後果不喻可知，人類文明亦將重寫了。
我不相信日本人能成功，但卻知道人工智能之到臨只是時間遲與早的問題。我由中國文字中已經看到了其可行性，難道別人就看不到嗎？日本人的計劃我詳細分析過，在自然語言及常識庫之間是一個大而無當不可能竟功的鬆散結構。除非自然語言即等於常識庫！而這種可能只有中文具備，但日本也用漢字，萬一日本人發現了呢？
我做這種研究的心態之一，是想知道到底有無這種可能性？如果有的話，是不是能夠釜底抽薪，以為人類留一點後路。
由於茜茜莉沈與卡維米德對人工智能知之甚詳，我時常向他們討教，想多瞭解一點美國人的觀念。米德身材瘦長，人很風趣，談天說地頗有名士之風。但是他們所知的都只是硬體部分，我則認為硬體環境尚未成熟，未來變化的空間還很大。米德聽了很不高興：
「你憑什麼說 VLSI 還不夠成熟？你知道在每一平方英吋上有多少電晶體嗎？你知道晶圓最大的極限是多少嗎？」我知道，他真把 VLSI 當作他的兒子。
「這都是技術問題，當上游技術改進後，情況還會變的。」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我是說每一次硬體的設計，都是將當時已有的技術用到極限，包括真空管及電晶體的設計在內。但是只要有更新的物質材料出現，就會有新的改變。」
「你認為硬體的進步永無止境嗎？」
「當然不是，但是目前顯然還未到達極限。」
美國人的度量很大，能容納不同的意見，如果他是中國人，恐怕再也不會理我了。
茜茜莉決定去大陸談合作，邀我參加，這當然是件好事。她介紹我去見她們幕後的投資人，一位艾森豪時代的國防部助理。
我一見他那種趾高氣昂的態度，心中就有些不快，既然要合作，總得像個朋友才是。茜茜莉和他談了一陣子，我很少開口，當然英語水準不夠是主因。那位助理先生一直在觀察我，突然他問道：
「朱先生，你是美國人嗎？」
「不是。」
「那你打算入美國籍了嗎？」
「沒有這個打算。」我答得很乾脆。
「萬一有必要呢？」
「我只做我的工作，沒有必要。」
「怎麼可以？茜茜莉，妳怎麼能讓他參加我們的計劃？」
事後茜茜莉對我大表不滿，她認為即使我不打算入美國籍也沒有必要承認。而我也說明，要我提供中文技術不是問題，但我絕對不會參加他們的計劃。後來，據我所知，他們的計劃因為中國拒絕了而不了了之。
這時IBM PC上市了，我用8088指令重新改寫原來的字庫。而且把字形放大縮小的技術也做了一番規劃，打算分幾個階段來發展。第一個階段只做兩種大小，即15*16 與24*24 ，如果成功了，我就有把握使之放大及縮小成各種比例。再下去，我將知道有沒有可能再加上字體、字形及其他各種變化。
由於整天專心於文字與圖形的轉換，人間事常常難以顧及。
我們住在舊金山，常須回洛杉磯辦事，兩地之間走五號高速公路比較快，但路上往往是連續數十公里沒有一個轉彎。因為我心中有事，經常不知不覺開起快車來。為了避免被公路警察逮個正著，只要看到有飆車族，我立刻踏下油門，前呼後隨，風馳而去。飆車族都同病相憐，很能相互照應，在有警車巡邏之處，對面必有開來的同類，不停地閃著車燈，提出警告。
從經驗中我知道，夾雜在車隊的中間最為保險，車隊的頭尾最容易被攔截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所以車隊經常變換隊形，各人也須自求多福。
有一次我要回洛城，開了一部1985年勝利牌的白色敞蓬小跑車。那部車只要一踩油門，十秒鐘之內可以加速至七、八十哩。這部跑車是雷達公司的公產，因為目前沒人開，所以借給我代步。
車行在平坦而廣闊的高速公路上，與人生何異？望天地之悠悠，前無古人，實在寂寞不過。偶而也會遇上一兩部車子，相互角逐一番，但總是過不了多久就勞燕分飛。好在我的心中還有一條熱線，隨時隨地可以與古今大師閒話家常，討論人生。
突然，前面出現一個黑點，與我相距約有數公里距離。我立即一踩油門，小跑車如騰雲駕霧般，以每小時一百二十哩的速度向前衝去。人在車中，車在雲間，我見到了逍遙在雲中的莊子，正擬分享這種鐵鳥之夢，眼前的黑點漸漸長大…
黑點變成了車子，車子的形狀也越來越清楚，車頂上有個東西很耀眼，是警車的閃光燈！糟了！這叫馬屁股上拍蒼蠅！怎麼辦？還逃得掉嗎？
我保持冷靜，下意識地繼續前行，直到接近了，保持著安全距離，亦步亦趨。
過了不久，那警車終於閃著燈號，叫我到路肩上停下。
「你知不知道你開車的速度？」那警官走到我的車旁，拿出罰單。
「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你的車子就追過來了。」
「你怎麼可以追警車呢？」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。
「路上實在太寂寞了，想找個伴。」
一定是這句千古不變的真心話打動了他。他收起簿子，道聲珍重，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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