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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飄泊
博愛、智能、東進、計劃
美國人做生意喜歡買空賣空，比爾對中文電腦的投資是靠銀行貸款，銀行評估後認為中文電腦市場不大，拒絕了。比爾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，他自己拿不出錢來，卻又天天逼我簽字，想利用我的關係去找財路。
這時萬佩鼎突然從洛杉磯打電話來，說找到了中文電腦的投資人。我立刻南下談妥共組公司，由我全權負責技術，對方負責資金及市場。新公司名叫「博愛中文電腦公司」，地址在洛杉磯，董事長、總經理都由他們擔任。我唯一的條件是研究室要設在我的住所中，以便能日夜工作。
由於中文技術人員徵求不易，我便建議由台灣引進，並與零壹公司合作。他們同意了，我便把林曉星調來設計中文系統。
總經理郝錦章也是位軟體工程師，另外擁有一個電腦公司。他堅信套裝軟體與系統工程是兩回事，因前者涉及「人體工學」，必須專門人才始能勝任。為此他特別請了一位電腦碩士，在他的指揮下，專門設計中文文書處理等套裝軟體。
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，我們的系統及中文字庫都測試完畢，但因為沒有應用軟體，不能銷售，甚至連寫一本使用手冊都無法動手。我決定自己寫個簡單的中文文書處理，花了不到一個月的功夫，就派上用場了。
郝先生對我們的工作進度自是無話可說，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們印出來的文稿，大吃一驚，問我這篇文稿是從哪裡來的？
「我自己印的。」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「你用什麼印呢？」他更是難以相信。
「自己的程式呀。」
「我們的文書處理還沒有寫好，哪裡有程式？」
「啊！我自己寫的，專供自己編寫手冊用的。」我便把程式給他看。
「天哪！你為什麼不早說呢？害得我們一直在等文書處理完工。」
「我只是寫給自己用的，太簡單了。」
他不由分說，一邊問著一邊要我操作給他看，看完了，他說：
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比我想像的都要好，只要再做些調整就可以賣了。」
「你那邊不是有專人在寫嗎？難道你打算賣兩套？」
「別提了，那一套根本就沒有希望，用這套就行！」
一九八五年初，他們將這套中文系統定名為「中文之星」，正式在美國開始銷售。我們產品的特色是所佔的記憶體超小，中文系統只有十萬單位，可提供兩萬四千個字，且有四種字形大小。至於全屏幕文書處理也僅佔五萬單位，一片軟碟就夠了。
公司真正的出資者是龔作君，他在房地產上賺了些錢，想轉戰資訊業。他對台灣市場興趣不大，卻非常看好大陸，前後到大陸走了三趟，找了很多親戚朋友做各地的代理。不幸他的親戚都不懂電腦，一套都沒賣掉。
老龔也到過台灣，認為零壹公司規模太小，不值得合作。大同很大，一眼就被他相中了，決定將「中文之星」交由大同獨家代理。
我本來不打算管市場，但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告訴他，以大同公司之大，不可能會把我們的產品看得很重要，老龔說：
「我生意做多了，會看人，這次林挺生請我吃飯，還和我合照，不會錯的！」
老龔的自信心非常強，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遺傳的，我試著用各種角度去解釋，並沒有哪一種遺傳因子叫做天才。可是他說我在強辯，引用的理論不夠科學。
我問他：
「如果這些學理還不夠科學，那怎麼才夠科學呢？」
「科學要有証據。」
「你有証據証明天才是遺傳的嗎？」
「當然有！」他信心十足地說：「我的兒子就是天才！」
結果，大同一直表示「高度的興趣」而沒有銷售，在台灣一套也沒有賣掉。這時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庫發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中文卡，每片售價一千五百元美金，賣得很成功。不到一年，因中文卡售價過高，國喬公司以軟體取而代之，漸漸成為主流。
我們的產品完成得最早，成本最低，功能也最強（指當時）。卻只流行在美國各大學中，最後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終端機。
我曾經考慮過自己回台去推廣，龔作君說他與警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他負責打聽有關我回台的可能性。過了些時，他說我已經被列入黑名單，這輩子休想回去。這一來，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請了一張綠卡。
在博愛工作期間，我曾於一九八五年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行的華文電腦會議，在會場我見到了全錄公司展示的視窗。那一次我也去過矽谷，拜訪過蘋果公司，看到了麥金塔。我認為視窗必會成為市場主流，於是立刻動手設計中文視窗。
由於美國的中文市場有限，產品打不進大陸，又失去了台灣，公司入不敷出，郝與龔二人都喪失了信心，不願意再撐下去，我們終於協議散夥。
這時我沒有一點存款，所有的薪金都給了內人，一失業就陷入困境。
有位朋友很熱心，介紹我去找一家繪圖公司，我把前次繪圖儀打字機上的字庫，加上放大縮小的參數，賣給他們做中文繪圖。
這套字庫賣得四萬美金，我一直在考慮，是不是該給這位朋友一點佣金？但是他口口聲聲對我說，他有的是錢，親戚朋友都是達官巨賈。今天他好心幫忙，給了錢豈不侮辱了他？想來想去，我決定暫時不給，以後再說。
這時，零壹公司因為中文卡賺了錢，不僅把我過去借的錢都還清了，甚至還有股息可分，最後給我保留了七萬美金。
有了這兩筆錢，我決定自己創業，打算發展中文視窗及能放大縮小的多字體字庫。我在哈仙達區一個半山上租了一棟大房子，有五房兩大廳，還有個看得到洛城夜色的大院子。我的想法是找幾個志同道合的人，大家省吃儉用拚上一年，把新產品發展出來，再去找懂得市場行銷的人合作，以免重蹈覆轍。
可是，除了老搭檔沈紅蓮，沒有一個人有興趣。好在我一點也不急，這樣正好無拘無束地專心研究，全力對付今後的問題。於是偌大的屋子裡只有我們兩個人，從字庫到字形辨識、概念分類，由中文視窗到印刷排版，每天忙得不亦樂乎。
飄泊了半生，所看到的都是難以擺脫的責任。人生的道路也正與當前的處境相似，即使再往上行，仍然還在半山腰。只有在到達山頂後，眼看腳下鱗次櫛比的人家，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安慰。然而只要仰首抬頭，就看到一座一座的高山無盡地向天邊開展。
我能休息嗎？在得道的立場說，十多年來，我已經做到不為物役，不為形傷。但什麼是道？只是自己一人獨行的私產嗎？
老子、莊子所鋪的道基確是萬世不朽，但時至今日，道上的車馬噸位加重，道旁煙霧迷漫，我怎能以自己行在道上知足？
道基雖存，人心也渴求順暢地四通八達，但是，值此交通尖峰時刻，維護的工作卻是艱難之極。要瞭解那浩瀚似海的經典古籍，已非任何一個人終生可及。再加上當今科學知識爆炸，真是處處伸手不見十指！
就算人有決心，有毅力。年輕時精力充沛，身心一刻安寧不得，人連自己的方向都無法釐定，又怎能確定未來將飄颺何方？好不容易到了中年，人事已曉，偏偏又攜家帶小，人間的孽債滿肩，由不得自己作主。有人狠下心來，追求自己的方向，就難見容於社會。人是社會動物，得不到社會的支持，誰又能做什麼？
我僥天之倖，能走到這個地步，不僅得到一個有力的左右手為伴，居然還能得識出生不久、尚在襁褓中的電腦。以電腦超人的潛力，如果再加入「道」的精華，豈不比期望於人為佳？而我既能掌握電腦軟體，又有道的認知，這個責任還有推卸的餘地嗎？
可是，道在何處呢？人有身體，兩腳行於平坦的地上是道。人又有精神體，人的思維貫通在文字上，又何嘗不是道？人體走的道人人可見，思想的道人人在用。為什麼文字的道就為人所忽視呢？
其實人體所行的道路，又有哪個人真正瞭解了？只要眼睛看到了，口中也叫出其代號、名稱，人就滿足了，自認為瞭解了！文字亦然，我們說不識字的人是「文盲」，有人知道什麼是「文」嗎？如果要認真地「正名」，今人所謂之「文盲」，其實只是「字盲」。意思是說，這種人不能「用視覺辨識字形」！那麼什麼是「文盲」呢？這就是中文之妙了，見「文」思義，文既為紋理，代表了事物現象之所由來以及其導致的後果效應！所以文盲應該是指人之不明事理，沒有智慧！
試問，天下有幾個人不是文盲？眼睛只能看到事物反映的光影，不知事物因果效應的人，即令看見了文字的光影，能辨識文字的體用，只能算做非字盲而已！一個真正明瞭事物之理的人，就是明道之人，因為文字的內涵才是古人傳留的真道！
古人說：「文以載道」，今日真道蒙塵之際，究竟應如何發揚光大呢？須知人的意識素來是「建設容易破壞難」。人生之初心無城府，教之為黑即黑，教之為白即白。待人漸漸成長，遂以所知所識為中心思想，以己利己害為取捨標準。今舉世滔滔，人人崇私尚利，僅知目前而不顧明天，道理實在很難聽得進去。
所幸造物者早有對策，電腦是初生之犢，尚未被污染，使之為利則求利，教之以道則行道。我若能將中華文化的精髓一一植入電腦，當遠比我鎮日嘶喊，惹人反感為佳。
有人以為只要將文字資料悉數輸入，用大型電腦貯存，就能達到上述目的。這又是一項因為文盲而形成的錯誤，全世界圖書館所藏的圖書，無一不是人類思想的精華，是否因此圖書館就有智慧了？就算智慧是人的專利吧，那今人遠比古人有更多的書籍和知識，是否智者比比皆是？
我的問題在於有沒有一種智慧，能把文字中所載的道理釋放出來，釋放出來的目的，當然是要讓電腦能夠瞭解。我一直對人如何瞭解「瞭解」最感興趣，一旦我瞭解了，就有辦法讓電腦具備「瞭解」的能力。要瞭解「瞭解」，意識心理學才剛起步，唯有自己學習。向誰學呢？向我自己學最簡單，只要知道自己是怎樣瞭解的，這就跨出了第一步。
在自我觀察的過程中，我發現要瞭解什麼叫「瞭解」，就必須先知道我們所瞭解的是什麼？這一點，宋明理學給了我一條康莊大道，王陽明的「格物致知」是科學態度，而理學所強調的「體用、因果」就是瞭解的對象。因為在我們知道事物的本「體」後，就能加以應「用」，若要用得恰當，則必須瞭解其原「因」及結「果」。
瞭解到事物的體用、因果關係，只是「瞭解」而已。進一步要知道人為什麼能瞭解，則必須追究「瞭解」是透過什麼方式，使我們的意識能接觸到客觀環境的。
關於這一點，物理、化學、生理、心理學等知識可以提供答案。我們已知是時空的運轉產生了能量變化，能量變化又刺激感官，感官的訊號與意識的利害印象綜合作用後，便得到了認知。
是什麼樣的能量變化呢？這樣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，我把問題微分到物質、能場等基本物理現象。最後我才發覺，人所瞭解的真相竟然與我們自以為瞭解的事物截然不同（詳細理論請見拙著《智慧學九論－－認識論》）！
同時，我也在文字字義上，雙線同時搜尋。每當找到一種答案時，我就查看中文與瞭解的相關性，而且檢查倉頡編碼，務必使得字碼與字義統一。
一個人在面臨萬仞汪洋之初，一眼望去是無際的天地，似乎什麼都看不見。如果想要知道水中潛藏的真相，就必須沉入水下。等到眼睛浸在水中時，才知道水裡又是另一個天地。這時眼界仍淺，要看得深就必須潛得深，要看得透則要待得久。
人在水下，若沒有工具則寸步難行；若工具不對路，所能到達的地方也有限。我有幸是中國人，而中文正是一種經過瞭解後的終端信息。只要人有這種眼光，看得出中文是智慧的海洋，就看得出人如何利用海洋的智慧，來瞭解人生的現象。
個中的道理很簡單，每一個民族、社會、文化等都是人類在生活中走出來的遺跡。由於初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環境的限制而各有不同，所產生的結果也就有異。大致說來，因地緣的因素，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，可以概分為農業與遊牧兩大類。
遊牧生活自由自在，牲畜寄生於水草，人則寄生於牲畜。只要有足夠的土地，人們終年遷徙，在水草的牽引下遊移，生活無憂無慮。在這種環境下，人們生生死死，能夠遺留下來的有限，有些情歌熱舞也就不錯了。
農業社會則不然，作物在土地中，沒有愛心的澆灌是發不出芽的。有了愛心就有憂慮，有憂慮就會關心，因為關心就必須竭盡心力，設法使作物長得好，生活才能無虞。
對遊牧民族而言，他們只要知道什麼時候遷徙，往什麼方向移動，便世世代代受用無窮。農業生活卻沒有那麼單純，先民觀察得越深就瞭解得越多。最後發現要找一個方法，把已經知道的事物、現象記載下來，以便比較分析。如此這般，便有了文字的發明。
早期的文字如何流傳呢？畫在土地上最方便，刻在樹木、樹葉上也很容易。等到銅器、鐵器時代以後，根據經驗，人們知道文字鐫刻在骨頭、石塊上才能久存。時到今日，地上的字看不見了，樹葉樹皮早已成灰，但甲骨及石塊上的痕跡，卻是歷千古而彌新。
遊牧民族能把這些甲骨、石塊搬來搬去嗎？即使在歷史上曾有過這麼一位智者，相信在他死後，子孫們一定如釋重負，眾志成城，立刻將所有的重物丟棄掉。
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識、最符合人性的記錄，那就是直觀的象形。發明文字的人必是智者，然而應用的人則未必有太高的智慧，於是麻煩就來了。人的模倣力是觀察、控制、判斷力的總和，眼睛看到形狀，手不見得能畫好。對手控制不好，判斷力又有限的人，象形文字經常令其徒呼負負。
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難是一般人很難熟練的應用，於是就有人加上主觀見解，自行修改。在象形文字出現之前，人類已經有了豐富的語言。「口」是最有用的器官，一開口就能出聲，用聲音表達意念就是語言。語言雖然方便，聲音卻無法保留，見風即散。但是有了文字以後，用形代音，以音為符，很容易將象形轉化為拼音文字。
農業文化的搖籃是河谷平原，在非洲及中東有兩大水系，一是埃及的尼羅河，一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。這兩個地區的居民在早期也都發展出了豐富的象形文字，也有著獨特而興旺的文明。
在這兩大古文明區之上的，是島嶼散佈的愛琴海，在初愛琴海並未發展出文字，因航海術的興盛，腓立基人來往各海域之間，發展了商業文化。商業重利，語言文字的方便性高於一切。當語音加上可以發聲的字符時，便產生了拼音文字。
拼音文字的特點是語音元素少，所需的符號不多，少數的符號就可拼出所有的語音。大約在二千年前，埃及和兩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蝕，象形文字便隱入歷史黑暗的一角，只有中國能將之發揚光大。
中華文化的特色之一，是封閉的內陸型態，黃河源遠流長，黃土高原離海甚遠，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後一個受到拼音文字衝擊的地區。當十六世紀海權興盛時，中華文化已然定型，有其深厚而特獨的內涵，故能一直堅持到二十世紀。
今日的知識份子都已知曉地球環境上生態平衡的重要性，而大聲疾呼環境保護。近年來，另一種呼聲也響起了，就是少數民族的文化保育。為什麼在這物質掛帥、事事講求利益及效率的時代，竟有這種反淘汰的潮流呢？
我相信這是人智漸開後的反思，今人終於認識到宇宙的進化是生命平衡的結果。如果因人為的因素使其他生物絕滅，人類還能獨立生存在這失衡的大地上嗎？最令人動容的例証，就是抗病的藥物大多數來自各種植物，過去的人因為無知，消滅了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，很可能諸如癌症、愛滋病等的有效抗體都已滅絕。待人類將生態破壞殆盡，生命的物質資源不存時，即令技術成熟，人類的未來還能依賴什麼？
中華文化難道竟然比不上大熊貓嗎？人們以為中國人有十二億，中華文化就將繼續流傳下去。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聳立外，其楔形文字又有幾個人能認識？再看看美洲、南美洲的印地安人、馬雅族後裔猶存，但其文化呢？
那麼中華文化又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呢？前面說過，因為拼音文字的侵蝕性強，全世界各地區的文化都呈現一種混雜混沌的狀態。唯有中華文化因為地緣因素，直到近世紀才開始受到衝擊。
在資訊時代到來以前，人對文化的認知受到時空的限制，能領受的不多。正因為文化是無數前人所踐踏出來的道路，自有其源流的方向與特徵，一旦摻進了其他不同的文化素材，方向便混淆了，足跡也零亂了。
更重要的一點，要想將文化轉移到電腦中去，必須要有相當的想像力。那就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「瞭解」課題。初民之所以能認識事物，是以嘗試錯誤的方法，逐漸形成的體驗，一代一代累積而得。我們唯有上溯原始，明察初民認知事物的「真實狀態」，才有希望解開千古以來「人如何瞭解」的大謎。
讀者若看過費南道耳的偵探小說，一定會有這樣的認知：當一件兇殺案發生時，福爾摩斯帶著他的放大鏡以及他的華生醫師趕到現場。第一件事便是看「現場」是否遭到破壞，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狀，則不難找到証據，問題迎刃而解。
可是果真如此嗎？蘇格蘭警場不乏能人，如果現場証據齊全，區區小事也就不必勞動福爾摩斯和華生的大駕了！
「瞭解」是在探求人類智慧上一個重要的大案子，而文字則是人類理解萬事萬物的「現場」。當今所有的文字中，唯有中文還保持著些許象形的原狀。只要加上福爾摩斯的細心，一點一滴地追溯上去，必然能找到人與認知的線索。
拼音文字就無這個特性，正因為它太方便了，幾千年來人人帶著它跑來跑去。寫詩作文毫無問題，但要求証人類「如何理解各種事物」時，便會發現那些道理早已隨著歌聲飄揚在過去的時空中了。否則，以西方科技的實力，人工智能的懸案會延宕至今？
在中文結構中，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，那就是中文形聲法則。我又根據形意的關係，分離出「理解基因」。而且將之與倉頡輸入法結合，於是字序、字碼、字形、字辨、字音、字義六大要素，便整合成一個系統。（因其太過專業性質，在此不加詳述，《新易》一書專門討論此一課題，待適當時機再行發表。）
由於工程浩大，不可能一蹴而及，我決定分階段實施。在我的構想中，目前應先建立供未來發展的中文系統，直接以輸入碼作為內碼。根據此碼可以組成字形、得到字音、字義，完成後，電腦應能和人一樣瞭解及處理文字。
在完成「中文之星」的字庫後，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，修正了資料結構及繪圖的方法。沈紅蓮是駕輕就熟，資料及程式全部由她負責。我又重新設計中文系統程式，同時開始規劃中文自然語言的架構。
這也是我與別人不同之處，我要求程式精簡快速，不同於一般人只顧程式功能的完成。中文之星的系統程式執行速度太慢，我改寫的結果，不但程式空間小了二分之一，處理速度也快了兩倍多。並且還在原有的功能上，增加了視窗及排版的處理介面。
從表面上看，我還在寫程式，這豈非「大材小用」？資訊界有不少才智之士，都在略有小成之後，立即步步「高升」，升到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空。然後再一步步跨入「天庭」，把他們的才幹全部投入權利鬥爭的核心中。這是社會最大的損失，也是文化斷層的必然結果。在中國傳統社會上，讀書人負責處理人的事務，技術人員負責事務性工作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後來讀書人沒落了，技術人員讀了些技術手冊，便以讀書人自稱。
結果呢？從事技術的假讀書人不安於技術工作，沒有讀過經世濟民大道理的技術官僚，竟然掌管國家社會大計！更荒謬的是，只要有了民意基礎，任誰都可以在國家廟堂之上，或假公濟私，或施橫撒野，「鬧亂君臣百萬般」！
這些世態之所以產生，是今人錯認了藝術的真諦。藝術本意為人類行為的極致，是人類意識追求真善美的實際表現。因此，有做人的藝術，有處事的藝術，有為君的藝術，有為民的藝術，當然也有從事美術、音樂、寫程式等的藝術。
人為萬物之靈，這個「靈」字就是人對藝術渴求的明証。什麼是「靈」呢？靈是我們假定在造物者所設計的人體中，有一種精華結構，是人體的極致！
然而萬物之靈卻喪失了其應有的靈性，不論做什麼，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求完美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社會上除了眼睛可見的權勢名利、聲色犬馬之外還有什麼？在上者如斯，居下者競尤，從事電腦業的目的只為了賺錢，誰管它完美與否？
然而皇天有眼，我的苦心沒有白費，下了足夠的功夫，我終於看到了理解的真實面目。在初，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這班列車的機會。而當真相歷歷在目的一剎，我反倒猶豫起來了，我需要做嗎？我能夠做嗎？我應該做嗎？
我需要做嗎？如果我想証明自己不凡，也就是說自己實際上是有些自卑！自卑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，從他人欣羨的眼神中，得到些許安慰。由於我不自卑，所以不需要証明自己不凡，當然不在意別人眼神中藏著什麼寶貝。
我能夠做嗎？所謂的能夠，當然是已經假定自己有能力，問題在客觀環境是否許可。記得當時中國時報美洲版的記者羅鴻進先生曾去訪問我，那時我正在矛盾困惑的關頭，特地放了一個測候氣球。我表示在三年內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電腦，結果他的特約稿被被擱置了，我也知道時機未到。羅鴻進還不死心，用頭條標題，把那篇文章刊載在華盛頓的「中國郵報」上，同樣是古井無波。
為什麼要放測候氣球呢？正如老子所說：「魚不可脫於淵」。人間何處為淵呢？如果人人認為人工智能可行，就談不上所謂的「天下神器」。既然別人不願意相信，何苦要自掘墳墓呢？
不論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，主要問題還在於「我應不應該做？」這個答案也非操之在我，端視國際大環境而定。做為一個中國人，我該做！做為一種文化的傳人，我不應該做！我的取捨準則在於一個「正字」！所謂「正」有時機之正，有條件之正，有人才之正。三者又可視為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缺一不可！
因此，我在《道德經》的指引下，心中疑團冰釋（這就是多年後，我出版《老子止笑譚－－從人工智能的立場重讀道德經》一書的動機）。我自訂了三個條件：非受到了外國的侵侮，我不做；非得到有眼光有見識的大德支持，我不做；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，我也絕對不做！
手中的錢其實維持不了多久，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，每月的開銷就要二三千美金。而我們租的房舍很大，月租一千五百元，我便要她們搬過來，共體時艱。
這時，那位姓錢的朋友一直慫恿我再組公司，他負責找人投資。由於我研究的課題正值緊要階段，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來，所以婉拒了。他便建議由他去活動，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術後援即可。我考慮之下，這樣與己無損，有何不可？
不久，老錢便開口借錢，基於他上次帶我們去舊金山的德意，我亟思報答（我欠的人情債很多，蔣先生、萬佩鼎及老孫等，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後，請他們來共同分享）。所以借了兩萬給他，結果是一去不歸。表面上是我損失了，其實傻的是他，因為真的要騙，最好騙得我的信任組成公司，那時很多產品都會發展出來，獲利豈止兩萬？
聖路易市有一批參加過國建會的成員，他們定期開會，保持聯絡。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會議中，他們邀請我演講中文電腦的前景。會議中我見到了張系國，他正忙於籌辦「小型書院」，在他的理想中，小型書院是人文與科學並重，那也正是我的理想。大學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對知識的認知與理解，必須揚棄對技術訓練的過度重視，以免把學術切割得支離破碎。
張系國很有眼光，是當前資訊界難得的人才，我相信這與他的文筆有絕對的關係。因為人係以概念為思維的基因，若文筆不通，概念必然不明。概念不明的結果，不論看書、聽話所能領會的都有限。即使將知識死背活記，也只能當作資料來應用，若想透徹理解則難如登天。
今天社會的失序，正是教育中重視數理而忽視人文的結果！記得我所讀的師大附中就把數學程度好的編為實驗班，而實驗的結果呢？我見過不少數學能力極高的人，做人做事卻令人不敢恭維。有人稱電腦為計算機，寫程式全賴高等數學，但事實証明，一個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的我，所寫的繪圖程式（我沒有用數學公式，日後若行有餘力，再將全部程式公開），其時空的執行效率，敢稱舉世第一！
一九八六年，我去拉斯維加斯參觀電腦大展。在會場中巧遇鄭天任，他目前事業發展得很順利，公司有數十名員工，忙得不可開交。他堅邀我去東部與他合作，主持研究發展。這時我好幾項技術已經開發成功，正在尋找合作的伙伴。如果鄭天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對象，我打算好好輔佐他，成就一番非凡的事業。
於是，我們千里迢迢的從洛杉磯到了維吉尼亞洲的諾弗克市，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，瀕臨大西洋。沈紅蓮和我在美國三年已換了六次居所，除了她那寶貴的書，能丟的差不多都丟掉了。新居是棟濱海大廈，我們住在頂樓，時正值秋天，水天一碧，和風輕拂，景色頗具雅趣。
美國東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，氣氛與洛杉磯大不相同。淡藍穹天，綠蔭大地，平和而安祥的來往過客，在在令人感覺無比的寧謐。是不是在多年辛勞奔波之後，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站？以我過去的經歷，實在難於相信會有那麼一天。
至少目前有個安定的環境，可以先把一些技術開發成為產品，以謀生計。人工智能不論做與不做，先要把一些觀念與資料設法保護好。怎樣保護才最安全呢？我想到古人說的：「大隱隱市鎮，小隱隱山林」。越是不隱密的地方，越是容易讓人忽略。
再說，目前參與人工智能的人都是電腦界的佼佼者，然而人工智能的難處絕對不在於電腦技術。所以，真正有志於人工智能而且有可能成功的，必然是對文化以及文字有興趣的人。我這些資料不論好壞總是心血，自己不用，也不應藏諸山林！
對了，何不當成文學作品寫出來呢？把所有的玄機寓於故事內容中，就像那些預言一樣，對有心人說不定有所助益。不過，這一來有誰會相信呢？如果要昭眾信，最好把自己的人生經驗、心路歷程也寫下來！寫一本自傳！自從看過《約翰克里斯多夫》後，這個心願就從來沒有忘記過，現在是機會了，不要猶豫！
沈紅蓮很支持我，她負責為我修辭、潤色，讓我無後顧之憂！我用自己開發的系統輸入，非常順手，每天下班後一直寫到深夜，一天約可寫五千字。
東方公司的美國工程師架子很大，我這個中國人支配不動。中國工程師全部是來自大陸的交換學者，他們出來純粹是為了鍍金，工作能力有限。
即令像鄭天任這樣的專家，曾任大學理學院院長兼電腦系主任，對研究發展和產品設計都無法釐清。我寫了個工作計劃給他，需要三四個人、五六個月的時間，以便開發產品。他卻認為研究發展的結果就是產品，有了研究的成果，就要拿出來賣錢。
我能說什麼呢？我發覺東方公司是個標準的東方式家庭事業，連賣軟體都沒有專業的銷售工程師！公司的組織也沒有，什麼都只是天任夫婦一句話。就算是賣技術，也要有各種配合條件，難道要我一個人唱獨腳戲？
我試著與這些「交換學者」溝通，看能否找幾個人來訓練一下。不料，不知道倒也罷了，知道後不禁感慨叢生。以往我只看到台灣與海外的中國人，這次遇到大陸的「交換學者」總算大開眼界。看來中國人的苦難，絕非在我們這一兩代就能解脫的！
鄭天任在美國電腦界頗負盛名，大陸曾邀請他回國講學，自然難免受到親戚朋友的包圍。別的不說，以天任的地位，幫他們安排個出國的機會總是舉手之勞。這些交換學者就是這樣一個個沾親帶故，天任所背負的人情包袱。
這批學者共有六人，為首的是復旦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，目前搖身一變，成為「幹部」，戴著為人民服務的帽子，地位就高出很多。他很少露面，藉著到中國餐館賺外快的機會，與老闆娘打得火熱，已經鬧得滿城風雨。另外兩位女性高級工程師，據說是「資料庫」專家，我一開口，她們就不屑地說：
「編程序？那不是我們的事。」大陸把程式稱為程序。
「什麼？妳們認為該是誰的事呢？」
「那是外國人的事，我只管用！」
我多方打聽，才知道她們的頭銜少了兩個字，真實的身份為「資料庫操作」專家。
還剩下三位，有兩位向我坦白，他們還有幾個月就要回去了。現在最重要的是日夜打工，以便回國時能帶著「五大件」光宗耀祖！
只有一位姓陳的，是復旦大學的講師，他會寫組合語言程式。但他有個條件，如果要他寫程式，就失去了賺外快的機會，他希望在美國的時間能延長一年。
另外還有兩位天任的學生，也來自大陸的親戚，是一對夫婦，目前還在半工半讀。這就是我的全班人馬，其實人力我並不擔心，有沈紅蓮與我就抵得上千軍萬馬了。
我由他們的口中得知天任根本不相信我有意來此與他合作，這也難怪，我不會傻得不知道外界對自己的風評。記得來時，天任開了一部麵包車去接我們，我順口說：
「難得你還保持著讀書人的氣質，實事求是。」
「你是指哪一方面？」他滿面狐疑。
「你看，誰不是一有了身份地位，就開著賓士滿街跑？」我是想拍馬屁。
他沒有馬上回答，過了一會，他說：
「其實我家有兩部賓士！」
誰叫我口無遮攔呢？為了挽回他的信念，我打算先買棟房子，以示破釜沈舟的決心。我與沈紅蓮研究之下，手頭還剩下現金四萬多美金，就用兩萬元作前金，在一個小湖邊，買了棟全新的雙拼木屋。
房子之外，我還買了一台鋼琴，那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綺夢。我以為即使房子拴不住我，鋼琴一定能。因為我一生最難忘懷的，就是那凌越理性的音樂，以及絲絲縷縷交融在清脆的鋼琴聲中，與辛楚的熱淚糾纏不斷的、永生無法企及的感性。
賣技術行不通，有好幾家大公司來接洽中文系統，但因懷疑我們的支援能力，一個一個地打了退堂鼓。
所幸內部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，沈紅蓮專做字庫，那兩個工讀生在學中文視窗，老陳則負責排版。此外還有個美國青年，也是天任的學生，他聽說我會做文字辨識，也希望參加學習。我是來者不拒，給他講了兩天課，才不過是些皮毛，他就說：
「如果我做得出來，能不能擁有專利權？」
「這事你向鄭先生去說，我只負責教。」我知道美國人很有獨立性，但是坦白到這個地步，也就難怪人人只顧自己了。
這時，宏碁的吳廣義與涂長慶兩個人應我之邀，來到維吉尼亞。我在還沒來東方之前，在西岸曾與他們聯絡，打算把排版用的中文字庫賣給他們，索價二十萬美金。等到他們決定要買時，我已經離開了西岸。
他們看了字庫，空間僅佔二十多萬字元，卻可以產生各種大小不同、字體有別的中文字形。因為字的變化太多，沈紅蓮整天沉浸在其中，以求做得更為美觀。
他們是行家，一看便知再多花一點功夫，就可以做成產品，頗表滿意。麻煩在於我已經與天任合作，而且說好由他負責生意。
我介紹他們與天任認識，我則繼續做我的事。他們談了些什麼我不知道，只是吳廣義沒跟我打聲招呼就走了。我問天任結果如何，他說：
「應該沒有問題，他們沒有嫌貴。」
「沒有嫌貴？你開價多少？」我告訴過他，底價是二十萬。
「兩百萬。」他淡淡地說。
「兩百萬？」我知道完了，吳廣義一定以為我和天任在扮黑臉白臉，用二十萬引他們過來，再狠狠地討價還價，所以氣得連禮數都不顧了。
「邦復，你不會做生意，哪有賣二十萬的道理？難怪你到現在還苦哈哈的！兩百萬太便宜他們了，放心，他們會買的。」
他說得對，可是我也知道，再美的琴聲也留不住我了。我知道時機、條件尚未成熟，所以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。
一九八七年四月，深圳科技工業園的董事長張翼翼與總經理王允實聯袂來美考查，尋找合作的項目。到了東方公司，天任提出合作生產中文打字機。雙方略事討論，一拍即合，立刻簽署了協議書。當然，真要動手，我非去大陸不可。
科技園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簡單，似乎只要有了資金，我再一動手，打字機就生產成功了。至於生產打字機所需要的精密零件、生產廠房、技術人員等完全沒有提及。甚至於連資金、市場、規格等都沒有提出來討論，為什麼呢？
是天任一時疏忽，或是他完全不瞭解技術問題？我多方觀察之下，發現事情並非這樣簡單。原來他的公司全靠美國海軍的合約維持，美國政府為了保護中小企業，訂了一個法案，規定在一定金額之下的政府合約，都必須由中小企業承包。
這些合約的金額，對公司每一個員工工資，與公司股東的利潤都算得一分不差。這對公司的生存當然有絕對的保障，可是在這個法案下，一板一眼，沒有多餘的發展空間。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維持生存外，不過是簽簽合約，一點技術都摸不到邊！
為了交換學者，公司裏養了一大批閒客，結果是手頭比我這個窮光蛋還要拮据。他口風不露，房子抵押了，並且到處借債。我們來時，他還抱著一絲幻想，料不到我是個賺不到錢的空心大老倌，反而又增加了一個包袱。
我怎能看他這樣下去呢？我再苦，總還有辦法。所以主動告訴他，我和沈紅蓮的薪水不要了，只希望他能暫支買房子的銀行貸款，我則設法趕些產品來，以渡過難關。
我立刻動手幫忙，老陳的印書程式接近完工了，為了測試排印的全部功能，我便把正在寫作的自傳拿來作樣品，以便反覆測試。
還沒印多久，就有人來告訴我，說我印書的舉動被誤解為利用公司設備。我還不信，第二天，我們辦公室的鐳射印表機自動送修去了，再也不見蹤影。
我有兩個選擇，一是向天任解釋目前工作的狀況，一是體諒他的處境，另覓生路。前一條路很難行，即使產品完成了，想要賺錢，還有包裝、廣告、市場等必要的投資。而且有了一次的誤會，難保沒有第二次。但若說立即離去，於情於理都有困難。天任是個大好人，只是太好面子了。如果我找不到適當的理由，他是不便也不能由我說走就走的。
巧的是這時有朋友自洛城來，說廖幼鳴主持中共國務院電子振興辦公室，打算大張旗鼓，招才納賢。幾個月前，他到處托人務必要找到我，邀我回去。
人生的路標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，從事中文資訊，必須在使用中文的環境下才能發揮效益。上次回國是時機尚未成熟，大廖有眼光、有魄力，很令我折服。他現在位居要津，豈非龍飛在天？是不是時機成熟了？
於是我向老鄭提出，由我代表東方與大陸合作中文自然語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項計劃，所有利益均與他對分。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，我再度回到北京。可是怎麼都想不到，不久之前，大廖升為某部副部長，已離開了電子振興辦公室。
不得已，我只好再找統戰部出面，把我介紹到國務院人才引進辦公室。由人才引進辦及電子振興辦共同出面，邀請了北京各界有關單位約三十多位技術主管，在電子計算機管理局破舊而陰暗的會議室裏舉行會報。
這要有一比，倒有些像當年諸葛亮單騎渡江，舌戰江東群雄的故事。不同的是我沒有諸葛之才，他們也沒有江東群雄的精明。過程簡單明瞭，就像球場上吹過一陣緩緩的輕風，疲態盡露的球員們，打了個呵欠，如是而已。
會議是上午十時開始的，大家都很準時，也都非常客氣。我一口氣介紹了一個半鐘頭，卻只能概略說明中文自然語言的可行性。我特別聲明，如果大家真有興趣，進一步的探討可能還要一兩天的時間，有必要再細談。
會場上安靜的氣氛，極像是在一所寧靜的廟宇中，矇矓的光線透過重重深厚的窗帘，照在一座座穩坐緘默的金身羅漢身上，的確肅穆得令人六根清靜。
我只記得主持的官員姓張，他打破了沉默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，他的話宛如一粒投入萬丈深淵的石頭，半響仍未擾動無波的明湖。
最後是前電子計算機管理局局長伸出援手（姓名已不記得），他滿頭白髮，聽說業已退休，只是因為關心這件事而來。他說：
「我也是由朱先生處得到的靈感，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講學，特別以「牛」字為例，來說明中文的優越性。例如說以牛為種類，就有黃牛、乳牛、水牛、小牛等等，而英文則要用不同的字彙，如cow, ox, buffalo等。同時牛頭、牛尾、牛肉、牛毛對中文而言也不過是排列組合的問題，英文卻又是各用一字。這完全可以証明中文的邏輯性遠遠比英文的功能要高，結果引起了極大的迴響。」
終於有人開口了：
「應該是吃飯的時間了吧！」
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會議。
晚上，大廖請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飯店聚餐，這是一間極為精緻的竹屋，據說所有的竹製家具都是由四川運來，甚至廚師、跑堂也都來自四川。席上有十來人，大部分都會說四川話，一時「格老子」不絕於耳。
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時認識的，他看我講學時每天八小時，一連六天不斷。有感於我的熱心，就這樣結交成為朋友。他還是當年的氣概，灑脫、爽快，高高的個子，出色的儀表。他顯然知道會議的結果，只是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
「老弟，別洩氣！我們慢慢談。」
飯桌上還有長城電腦公司的總經理王之，在我第一次回國時，曾是四機部的外事局長。他坐在我旁邊，言簡意賅地說：
「我找了你很久，乾脆你來深圳吧，不要在北京混！」
「行！我會去找你！」我也很痛快，只要能做事哪裏都一樣。
大廖則是不斷地追問我計劃的重點，人與人之間的差別，實在不可以道里計。每當我提出一點，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，一針見血地問出關鍵技術。每上一盤菜，他一邊吃，一邊思考，不時還說些笑話，讓滿桌客人無一冷場。我以為他只是在敷衍我，不料，下一句話就是另一個相關性的課題，得花上半天才說得清楚。
十二道菜過去，對他而言，真可以說是談笑用兵，竟把我的全部計劃套了出來。當所有的客人正對各種菜餚贊不絕口，旁邊侍立的女服務員一個個笑得花枝招展，前仰後翻之際。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說：
「老弟！你這些構想可以定名為『淮海計劃』！我來看看如何進行！」
「我看沒有單位可以落實！」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。
「淮海計劃？」我卻想不通這個名稱有什麼意義。
大廖沒有開口，彷佛陷入了長考，倒是另一位年紀較長的官員說：
「淮海作戰是我們成功的決定性戰役，我當時… 」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轉向了革命、建國等等興奮的話題。這些對我這個失敗的一方來說，確實是種難堪的經驗。雖然政治與我無涉，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，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
大廖看出我的不安，立刻端茶送客，並叮囑我儘快把書面計劃寫好，以便進行。
回到美國，老鄭一聽「淮海計劃」這個名稱，臉上就變了顏色：
「糟了，你被利用了，他們在統你的戰！」
「一個名稱又有多大關係呢？計劃本身的成敗才是正經。」我認為一個計劃的名稱只相當於一個人的衣著，至少對我而言，只要有衣服可穿，型式及質料都是次要的問題。
沈紅蓮所擔心的，則是由誰來主持計劃，中共雖是社會主義制度，但權力核心卻仍是少數人。以我們對這個計劃的認知，如果受制於有私心的個人，其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沈說得不錯，大廖我可以相信，然而他卻只是那個體制中的一份子。此外，大廖是否真正瞭解人工智能所導致的後果呢？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價值及影響，卻未必能認知人性貪婪下的後患。如果未能慎始，到了木已成舟，不僅是他，任誰都無能為力了。
所以，這份計劃也就到此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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